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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师时代》,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论述方式上存在诸多的差异

2020-02-09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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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年终,盘点今年读过的书单,发现现在的阅读面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自己的研究旨趣,有不少书买回来,仍静静地在书架上等待。年初的时候重读了两本老书: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和米切利希夫妇的《无力哀悼》(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这两本书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倘若有人想要了解战后德国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心态问题,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不少富有启发的线索。不过,更让我回味的,并非作者们的具体论断,而是他们在“时代诊断”上的能力与气质。假如我们给“知识分子专家”划分类型的话,他们应该属于雷蒙·阿隆所言的“介入的观察者”(spectateur engagé),而非于尔根·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先锋式的策划者”(avantgardistischer Vordenker)。当社会对知识分子和专家集团的力量不再抱有高度的期待与完全的信赖时,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专家的行为模式,不但有助于辨识在“思想”的场域中专家与社会的沟通入口,也有助于各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家——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家——反思自我的职业定位。

哲学界有一件趣事,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同年出生,同样用德语写作,都被学术界所推崇,但二人的生活却并无交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海德格尔没有提到过维特根斯坦,而维特根斯坦仅在一处提到海德格尔。

进入专题: 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   鲁迅  

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在单读编辑沈律君看来,作为一份非典型的哲学导读、一部似是而非的人物传记、一本超出边界的非典型非虚构,《魔术师时代》俨然是今年最好的哲学类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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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唯一提到海德格尔之处是对海氏的批评:“我或许能想象,海德格尔用存在和畏指的是什么东西。人有一种碰撞语言界限的本能……在伦理学里,人们总试图有所言说,而所说的东西却不涉及事情的本质,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涉及事情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无疑是从自己的哲学观念出发,这便是他早期在《逻辑哲学论》中自认为能让哲学终结的结论: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吕六一  

如果把德国作家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的《魔术师时代:哲学的黄金十年1919-1929》比成电影,可以说是超豪华明星阵容,四位哲学家主角都是开山人物,且性格、经历各有千秋,生活样本丰富。借艾伦伯格来参加上海书展的国际文学周活动之机,《上海书评》采访了他,他给有志于哲学的年轻人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在学院里搞哲学,你有再好的想法,糟糕的学院生活也会把它们扼杀掉。去探索世界;锤炼你的语言,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哲学;听从内心的声音,寻找你要问的问题,然后专注地思考;最好的交流哲学的方式还是最老派的:写一本书。

时间是 20 世纪 20 年代,地点是德国,而问题是:人是什么?在这个问题前,以往的经验和思考都打了折扣,而回答的话筒,已经交到了几个 30 岁青年哲学家的手中。他们将用十年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的《魔法师的时代:哲学的伟大十年(1919—1929)》就非常有意思(Wolfram Eilenberger, Zeit der Zauberer. Das große Jahrzehnt der Philosophie 1919-1929,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8)。该书于2018年3月甫一问世,就迅速登上德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至12月份时已经加印7次,并获得了今年的“巴伐利亚图书奖”。作者在书中主要讨论了四位哲学家的生平与著作:本雅明、卡西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四人被称为“魔法师”,是因为他们的哲学魔法革新了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艾伦伯格重构了他们的思想历程,从而成功揭露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塑造了——人物与思想之间的关联。他既想证明哲学思想的重要效力,尤其是在欧洲为自己在民主与独裁之间选择命运之际;又想呈现哲学思想其实是个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要素的浓缩,尽管这种浓缩的配比有时绝无法用客观理由来解释。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论述方式上存在诸多的差异,但是他们作为同时代的哲学家,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其思想本身必然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主要是指伦理学,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也从伦理学角度出发。然而,海德格尔使用“存在”和“畏”这些词并不是言说伦理学,而是对人生在世的现象学描述。具体到伦理学本身,其实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两人的思想指向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传统理性哲学和宗教神学用概念的方式空谈伦理问题,要求回到生活世界本身。更具体地说,海德格尔论人的存在时,要求回到原初的生活世界,包括早期此在的世界和后期天地人神四重整体的世界。伦理学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是其思想发展的前期还是后期,他始终坚持伦理学的不可言说。维特根斯坦早期认为善在语言之外,而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他越来越强调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为脱离现实生活世界抽象地谈论伦理学理论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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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师时代》

无论评论者是褒奖这本书的通俗易懂,还是批判它的流于表面,无法否认的一点就是:其叙述方式的确对学院派哲学史书写提出了值得严肃对待的挑战。比如,作者这样描写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于1929年在达沃斯的交锋,这场辩论被认为是20世纪哲学的分叉路口:“来自柏林的犹太工业家后裔,遭遇了来自巴登州的天主教教堂司事之子;汉萨同盟的仪态面貌,遭遇了毫无遮掩的乡土气息。卡西尔是酒店。海德格尔是茅舍。熠熠发光的高山阳光下,他们在某处彼此相遇,他们所主张的世界就在此处以虚幻的方式互相叠加在一起。”这种语言风格,与其说来自一位哲学家,毋宁说更像是一位思想史家。这本书,与其说是对哲学史的总结与反思,毋宁说更像是为魏玛共和国的文化史或者知识分子史所撰写的篇章,或者说,是为“1920年代神话”所写的脚注。其目的,并非与同行争论德国哲学在20世纪的成败得失,而是要向人们展示哲学是有趣且有用的。

同维特根斯坦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哲学上的很多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特别是其晚期思想明确地将存在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他们都致力于在更深层次的人的存在层面上重新开启哲学的新的言说方式。此外,维特根斯坦坚持人生意义诸问题能在生活中显现和发生而不能被言说,反对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以及在其论著中对语言等生活现象采取描述的方式,这一切都具有现象学的意味。在学术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从现象学视角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至于二者的比较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造成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思想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位哲学家自身的风格。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说海德格尔是现象学,维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学,仿佛两人的思想是“对立”的。

  

《魔术师时代:哲学的黄金十年1919-1929》,[德]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著,林灵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80页,78.00元

[德]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 著

事实上,1972年出生的艾伦伯格代表着目前德国哲学界的一股新浪潮——超越大学的专家圈子,在公共领域传播和讨论哲学思想。2011年,通俗学术期刊《哲学杂志》(Philosophie Magazin)创刊,艾伦伯格担任总编辑。2012年,他的同行普莱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哲学类谈话节目“Precht”在德国电视二台开播,2013年就斩获“德国电视奖”。继“历史”变成新媒体社会畅销的大众消费品后,“哲学”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学科的执业者当然无法轻易地在精英与大众、深刻与流行、批判与认同之间作出抉择,也不应该草率地给艾伦伯格等人的取向贴上“屈从”或者“沦落”的标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的或许是:二战后的德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在“现实导向力”上彼此竞争;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在六八学运后从社会学转向了历史学,现在又似乎开始向哲学偏移。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最后的思想旨归也有很大相似之处,他们对美和艺术都很推崇,都呼唤科学时代之后艺术的复兴。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反思了现代西方的科学文明,认为科学认识不是对事物唯一的认识方式,相反,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方法本身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指出,这种认识方式已经影响了人文领域,使一切崇高和精神之物远去,使人和物都丧失了自己的本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危机。海德格尔希望回到古希腊理性哲学兴起之前的艺术时代,他认为在古希腊“技术”一词本有艺术的含义,现代技术则变成一种主客二分的设置,但是在艺术中还保留着一种非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他希望将这种认识方式,即诗意的方式推到所有的物,回到物本身,从而人也能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维特根斯坦同样希望在科学时代之后艺术的时代能重新到来。当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所谈论的美和艺术都不能作狭义的理解,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美的生活和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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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魔术师时代》中选择了四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作为主人公,为什么选这四位?

林灵娜 译

与《魔法师的时代》相比,海德堡大学当代史教授埃德加·沃尔夫卢姆的《分裂的世界:另一部20世纪史》处境更为尴尬(Edgar Wolfrum, Welt im Zwiespalt. Ein ander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7)。这本书被德国通俗历史杂志《当年》(DAMALS)评选为“2017年度最佳历史书籍”,但在同行那里受到的批评却比赞誉多得多。沃尔夫卢姆以研究联邦德国史和德国当代回忆文化而成名。2007年时,他与人合著了《20世纪的全球史》(Global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在不到300页的篇幅中,他就将重心放在这个世纪各种极端对立的表现上。他的这种立场在《分裂的世界》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陈述。对于一部涉及百年的世界史来说,这本书400多页的篇幅实在不算多。因此,要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向一个更广泛的读者群——即所谓的“副刊型读者”——提供一些全新的东西?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

  

艾伦伯格:如果你审视当代的学院派哲学,有许多学派,可以说所有重要学派都可以在这四位中找到祖宗。我把他们所处的时代称作“魔术师时代”,重要思想在德语世界齐头迸发,此后再也没有过如此盛况。这四位不光是性格独特的个体,也都是当代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学的代表,本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的鼻祖,对解构主义也有深远影响,卡西尔是文化哲学和德国人类学的定义型人物。这些哲学流派延续至今,定义了今天的我们如何审视世界。

企鹅图书/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沃尔夫卢姆认为,20世纪的发展在全球史视角下不能被简单地统一在某一条主线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不同时之物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von Ungleichzeitigem)。因此,他舍弃了“战争—冷战—两极格局终结”的主叙事,也舍弃了灾难史或者成功史的线性模式,从而能够让自己的叙述“更全面、在至关重要之事上或许更不偏不倚”。他用16个主题串联起这百年,每个主题都是“分裂”的表现:战争与和平;民主与独裁;介于一二之间的第三世界;强大的国家与失败的国家;控制自然与环境灾难;疫苗与艾滋;驱逐与流动;种族灭绝与平民屠杀传统;艺术先锋与艺术压迫;爱恋的幸福与性别的不平等;世俗化与宗教的回归;知识与文盲;人口过剩与人口下降;经济增长与贫困;饥饿与富裕;木犁与芯片。

  在写下这个冗赘而显得大而无当的题目时,我真有点诚惶诚恐。第一,哲学非人人皆可奢谈之事,此理甚明,我作为非哲学专业人士,在写下“哲学”这一个大词时,不能不说是有僭越之嫌的。第二,尤使我感到惶恐的是,作为一个理科成绩不太好的文科生,谈论在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上均有相当造诣的维特根斯坦,多少总会有点底气不足。

而且这些思想都出现在1919-1929这十年之中,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对此您有解释吗?

本雅明如何哲学地谈恋爱的

沃尔夫卢姆的这种编排方式,就像是一副拼贴画,或者用更德国式的物品来比喻,就像是一本“密集图书”(Wimmelbuch):没有中心,没有主线,没有有始有终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一个个没有交集的人物和一个个毫无关联的场景,翻过一页全景是另一页全景。批评者因此认为,他虽然激活了一些在传统书写中被边缘化的主题,但是在辩证法或者去中心化或者后结构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于根本未能给读者就20世纪的矛盾之处提供任何深刻的见解。果真如此吗?

  然而关于人生,基本上每一个成年人都能谈上一两句,不管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只要在这世上活过一段时间,对自己、对他人的人生都或多或少有点真实的感触。对我来说,谈论“人生”(虽然这也是一个大词)相对是比较有把握和“合法性”的。

艾伦伯格:对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说,危机是件好事。1919年德国文化深陷危机,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奥匈帝国解体,政治、经济、社会一片混乱,内战爆发,身为一个“德国人”的文化涵义变得很脆弱、不可信,之前两百年的启蒙、教养、文明似乎荡然无存了,战败的伤痛大大削弱了德语文明的强势叙事。这些魔术师们都经历过一战浩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心创伤,他们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探索新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思考政局。

沈律君

我觉得这本书深受指责之处,恰恰是它最有价值之处。沃尔夫卢姆不想建构任何可以拱架在过去这个世纪之上的论点;尽管他的视角受制于现实,但他也不曾将“回答这个世界的当下难题”作为写作的主旨。如果说过去的意义存在于时间进程观中,那么他想要提供的恰恰是一个可以将多面和矛盾囊括在内、从而证明人类世界所具有之延展性的时间进程观。“但是每个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之子,只有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活过。”“20世纪,它是所有世纪中最糟糕的世纪,它是所有世纪中最美好的世纪。”——当作者引用茨威格的名言或者写下狄更斯式的语句时,它们无论如何不是史料考证式的,而是属于历史思考中的审美维度。

  但哲学家的人生毕竟比较特殊,也即是说,与我们通常所理解或期待的“人生”并不相同。

在黄金十年之后,当然世界上还是重大危机不断,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德国给民粹和纳粹提供了上升的空间。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之后都有重要著作问世,但他们的突破性贡献、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在黄金十年中诞生的。

一份非典型的哲学导读、一部似是而非的人物传记、一本超出边界非典型的非虚构。对我而言,企鹅艺文志推出的这本《魔术师时代》,可以说是今年最好的哲学类通俗读物。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我今年阅读得最轻松的一本书:瑞士中世纪史家瓦伦丁·格罗布纳的《怀旧之地:历史旅游业和思慕真实》(Valentin Groebner, Retroland. Geschichtstourismus und die Sehnsucht nach dem Authentischen, Frankfurt a.M.: S. Fischer, 2018)。过去之具象化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古老主题,它是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才产生的。我们现在与中世纪在时间上的距离感要比19世纪初的人们小得多。从1970年代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了一股“乡愁”(nostalgie)浪潮,它推动“历史”成为了旅游业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时至今日,除了少数纯自然风光游外,古迹几乎是所有旅游安排中无法回避之物了。尽管如此,很多学院派历史学家对历史旅游业仍然不抱好感:在产业化的名义下,过去在旅游业中的“利用”被认为是肤浅造作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羞愧的。格罗布纳却并不这么认为。他绝不是一位文化悲观主义者,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位游客去消费历史的经历。他是一位“时代诊断者”,从自己的旅行见闻和体验出发,他试图回答这些核心问题:过去为什么对人们有这么巨大的吸引力,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于探访历史悠久之地,人们究竟在那里寻找什么?

  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康德,被形象地比喻为“最规则的动词”,有人曾说他的一生并无故事,他的传记就是他的思想。的确,哲学家似乎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一生都在高深玄奥的哲思中神游,他们的世俗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多可供谈论的话题。但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印象。由古至今,都有很多思想着思想同时生活着生活的哲人。柏拉图的一系列对话录不仅让人领略苏格拉底的精深哲思,还让人见识到一位伟大思想家的高贵品格(不管这些思想和品格是否与实际完全相符)。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有伦理人生意义,更有思想与思想史意义。第欧根尼的《名哲言行录》记载了许多哲学家的生平事迹,其中不乏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故事。直到近现代,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大哲学家的生平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可见哲学家的人生并不是陪衬于他们高深思想后的一块苍白布景,有可能是恰恰相反,哲学思想只是人生这幅长卷中最醒目的一处风景。

用哲学思考去应对危机是不是太慢了?当政客可能更立竿见影?

作者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不仅是个哲学家,他同时身兼《Cicero》杂志的记者并常年作客《柏林每日镜报》的专栏,同时也做电视节目。这样的跨界视野,给他的作品赋予了一个和主流哲学通俗写作截然不同的路径。他并不求理论或历史的全面,而是关注哲学独特、重要和有趣之处。在《魔术师时代》,他把视野锁定在了 20 年代。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首先在概念上对过去、历史与回忆之间做了厘清,然后根据时间顺序讲述了人们在旅游中对历史兴趣的发展:最初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以宗教朝圣为代表的历史旨趣;随之是19世纪伴随着现代旅游业之基础结构发展——火车、摄影、旅游指南、明信片和豪华酒店——而建构起来的新风格;继而是20世纪形成的“历史之后期制作”模式。他的视野最多地停留在瑞士,因为他认为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像瑞士那样在现代旅游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如此典范的作用;其次,他的目光也投向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斯里兰卡等地。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历史旅游中渴求“真实”,最终目的是与个人的历史时间达成和解,并进而学习如何变成幸福;人们在历史旅游中追求“身份认同”,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认同本身是被假定的、被创设的、被告知的情况下,它才能发挥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谈论哲学家的人生呢?或者说:应该如何描述哲学家的人生呢?

艾伦伯格:我写的这几位,你可以说他们都得了哲学病,有那种来自内心的召唤,把哲学当性命。很难想象海德格尔去当政客吧,那肯定很糟糕。我个人认为,哲学不是去大学里学习研究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维特根斯坦会说:我们哲学地活着。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四位中有三位很讨厌学院派哲学,海德格尔发明了“反学院派哲学”,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对学院很不屑。如果哲学是一种指引你生活的方式,就不存在快还是慢的问题,它跟每天的经验和思考息息相关。

20 年代无疑是德语哲学可能最重要的十年,康德建造的完备哲学大厦的根基已经被掏空了。在科学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颠覆了牛顿恒定的科学/宇宙体系,空间和时间不再是先天的存在,而是与人的经验相关。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在生物学上否定了稳定和永恒,而尼采的“非理性”哲学让一个原本可规划、可预期的未来变得越发扑朔迷离。最后,康德“人类可以完全认识自我”这个哲学出发点也被弗洛伊德否定了。

柯普兰在《X世代》(Douglas Coupland, Generation X)中曾以批判的口吻描述一种历史旅游,他称之为“历史性地游贫民窟”(historical slumming),这是“一种造访诸如街边餐车、大烟囱工业遗迹、田园村庄等场所的行为,在这些场所中时间似乎已被冻结多年,这样一来,当人们重返‘现实’时,就可以体验到轻快之感”。恩岑斯贝格尔曾言,“真正的异国他乡是过去”。而格罗布纳则说:“旅行中最真实之物……本来就不是过去之残余。而是其他的旅者。”无论你觉得旅游是什么,如果你要前往欧洲度假,攀上一座座塔楼和城堡,走进一家家教堂和博物馆,穿梭在一片片仍然保留着古罗马或者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小镇老城区时,你可以带上这本书,它会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旅游指南。

  这是摆在很多哲学家传记作者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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