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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延续着前两卷的强势,巴黎成为法国文学地图上的重镇

2020-03-19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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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梅-------------------------------------------------------------------------------- 曾在巴黎长住15年的义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形容巴黎是个透过书本得知的虚幻城市,一个经由阅读而熟识的城市。(《巴黎隐士》,时报出版)即使你从未到过巴黎,但在你生命中曾占有一席之地的世界文学作品中,它早已成为一个内在场景。从没有一个首都让你觉得如此熟悉而又陌生。即便在视听影像占据大量阅读人口的新世纪中,文字书写的巴黎反而经过新科技的帮衬,而更显得活色生香。 在小说改编的电影《三剑客》、《悲惨世界》中,巴黎变成历史之城、革命之城。在波特莱尔、巴尔札克、左拉、普鲁斯特等流传上百年伟大诗篇、不朽小说之中,巴黎成为法国文学地图上的重镇。 当你随意从书架上拿起一本法国文学著作,你就从时光之旅中走入了这个无所不在的文学国度。 2000年8月出版的《九三年》中译本(林郁出版),使你一下跌入1874年雨果笔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处于成败关头的一段历史。流亡的雨果花了12年的时间完成他最后这部重要作品。他以诗人的激情,浓笔重彩地直接描绘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时代。 而同年5月底出版的《金鱼》 (皇冠出版),还使你掩卷回味于法国当代漂泊小说那种有速度感的阅读,所造成的出神状态。随着小说人物在漂泊过程中的觉醒,也启动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感受力。 而当失踪已久的离家男子,随着《马丹盖赫返乡记》(联经出版)于10月堂堂进入台湾书市,好奇的读者也跟著作者生花妙笔般的铺陈语调,到达400年前庇里牛斯山的小村落中。 那是蒙田(Montaigne)时期的法国。面对法国政局的完全恶化,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精神领袖,花了20年自学的时间,完成了《蒙田随笔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与黄义交热恋时期的何丽玲的手边书,也是蒙田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蒙田把中世纪欧洲人的眼光,带进更富现代意味的世界观。 至于9月推出新译本的《包法利夫人》,更是每一部论及法国文学的书,所必定要提到的经典小说。字勘句酌的文字艺术师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将写实派小说在他手上发扬光大。福楼拜强调小说的形式和风格比其内容更加重要,他要求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来自仔细观察或亲身体验,并要求文字具有音乐的节奏。因此写包法利夫人中毒时,他感觉自己好像也中毒了。而福楼拜家乡诺曼第所产的苹果酒、火车工人蛋糕,都成为小说人物偏好的美食。 福楼拜研究在二十世纪成为显学,即便是六0年代兴起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也视福楼拜为先驱。沙特研究福楼拜,写了一部两千页的大书《家庭的白痴》。秘鲁知名作家巴加斯.略萨也写了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书《无休止的纵欲》。 在福楼拜之前的巴尔札克是写实派小说的创始人,他小说中的人物刻划和事物描写,都是以叙述者的眼光为准,因此人物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时,即为读者作出了通盘性的描写。 巴尔札克小说中的世界,涵盖了巴黎与法国诸省,也对法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提出多元、缜密而相互连贯的分析。 与他同样要使小说成为社会见证的乔治.桑被视为法国地方小说的开创者,小说《魔沼》努力反应乡下人尊贵的一面。曾与剧作家兼诗人缪塞、音乐家萧邦先后同居的乔治.桑,在小说中鼓吹女性独立,时至今日,仍有女作家为她立新传。 如果说缪塞是与巴黎紧紧结合的时代人物之一。那么与他同期的梅里美、雨果、巴尔札克等人,就令人不难揣想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风鼎盛。他们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餐馆聚会聊天,回去后又不忘勤于写作。从巴黎目前看到的路名,如拜伦路、巴尔札克路等,让人们想起浪漫主义作品的盛世景况。 流亡作家的庇护所 而到了1920年代,这些地方又成为流亡到巴黎的外国作家的生活重心。庞德说,20年代的巴黎是艺术领域里的观念实验室,在塞纳河左岸,豪斯曼大道102号家中,过着遗世独立生活的普鲁斯特,在此出版了他流露现代意识流的大河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都是此时期由庞德编辑出版。 寻求事业突破的海明威,接受美国作家薛伍德.安德生的建议,来到作家唯一该去的地方巴黎。当庞德指导他写作时,他则教庞德拳击以为回报。又饿又穷,还和他人共用公共厕所的海明威,在他死后出版的《流动的飨宴》形容巴黎干净凉爽又可爱,连没有树叶的树都是雕塑品。 美国作家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却都在巴黎找到自己。除了一些法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在这个时期问世外。许多带有实验性质的美国文学,都是在此出生的。诸如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战地春梦》、斯泰因的《美国人的成长》、威廉斯的《伟大的美国小说》都是在巴黎出版。而当时属于新生代爱尔兰作家的乔伊斯,其作品《尤利西斯》因淫秽理由在英美被禁之后,也靠在巴黎西尔维亚.比区的莎士比亚公司得以出版。当海明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高兴的大喊天杀的最棒的一本书。 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就是以巴黎拉丁区的流亡者为背景。而一百多年,巴尔札克名著《高老头》中布尔乔亚公寓的座落处就在这附近。 流亡者的巴黎到了五0年代成为存在主义者沙特、波娃、卡缪等人的集散地。沿着圣.日尔曼大道成排的酒馆和咖啡馆,都是这个时期许多重要文学作品的诞生地。 为逃避冷战而暂住巴黎的美国年轻人,有垮掉的一代的诗人金斯堡( Allen Ginsberg)。布洛斯在巴黎时,手边还带着《裸体的午餐》的破碎手稿。一些个人出版社,更成为新文学思潮的接生者。如出版《裸体的午餐》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后来又出版纳博科夫(V. Nabokov)惊世骇俗之作《洛丽塔》。 流亡者的巴黎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仍成为作家的政治庇护之所。本次台北国际书展应邀来台的安德依.马金尼,出生于俄罗斯,1987年在巴黎寻求政治庇护。作品《法兰西遗嘱》获得1995年的龚固尔文学奖、梅第西奖。新作《在爱的长河时光中》、《奥珈之罪》仍得到台湾出版社的青睐。 而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亦是在当年定居巴黎。在他的得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他感谢法国使他赢得自由创作的条件。除了画作收入外,高行健的戏剧都是法国文化部和一个戏剧基金会所订购,收入是他稿费的十倍。也因为有法国这个以文学和艺术为荣的国家,使高行健的创作完全不用考虑到商业市场的偏好。 20世纪法国产生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倘若你摊开二十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历史,当会更惊奇的发现,第一位得奖者和最后一位得奖者均是法国人。整个二十世纪,法国共产生了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有国人熟知的罗曼.罗兰、纪德、卡谬、沙特和高行健。 19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深受自然科学训练的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表彰其在极为精巧的抒情诗中,探究了人类爱欲与人生不可避免的非永恒之间冲突,探究了人类的信仰需要和事实上的怀疑之间的冲突。 这位被英国《独立报》形容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其世界观都植基于当时科学新发现之上。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文学院决定将文学奖颁给理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肯定他在作品中一再揭示的道德真理。为了感谢瑞典文学院,罗曼.罗兰甚至将他最出色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赠予文学院。 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瑞典文学院所选出来能带给饱受战争后果折磨的欧洲的文学大师,仍是法国的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这位声誉卓著的诗人、文学家,因为倡议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作的努力,受到瑞典文学院的肯定。 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行动不便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肯定他的创造进化论,有别于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柏格森认为是直觉所揭示的生命冲动,在引导着进化的进程。 至于1937年得主罗歇.马丁.杜.伽尔的小说《蒂博一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继承了大河小说传统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47年得主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就是题献给罗歇.马丁.杜.伽尔的作品。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出生于非洲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卡谬,这位在战争期间曾投入地下反纳粹活动的作家,在作品中强调人类集体奋斗力量的伟大。英年早逝的卡缪,留给后世的有《局外人》《瘟疫》和《薛西弗斯的神话》等作品。死后美国意识流派小说重镇福克纳即指出:有人说卡缪太年轻了,来不及完成自己的事业;但这不是时间长短或创作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什么的问题。他在死亡之门的此侧,写出了每一个艺术家所意图处理的,对死亡的预感与憎恨。 与卡缪决裂的沙特,则在1964年获奖。但这位存在主义的核心人物拒绝了这个奖项。沙特认为,作家决不能让自己由社会机制改造,即使是最受尊重的有关机制也是如此。当时的沙特说: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专为西方集团和东方叛逆作家而设,过了十年,他更表示,他反对由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文学价值的分级排列,认为那是对个人价值的否定。沙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他所憎恶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这之后,直到1985年,才有了另一位法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瑞典文学院对提名法国作家仍感到敏感。但就在法国官方承认炸沉了纽西兰海岸的绿色和平组织彩虹战士号之后,有了一位法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 克洛德.西蒙被认为是历来争论最多、名气最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舆论甚至指出,要是他没有获得此奖,他将还是一位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作家。但是这位自己经营一块葡萄园的作家,毕竟是法国第一位新小说创作的实践者,他认为作家的使命即在于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去探索世界。 与克洛德.西蒙同样在得奖前鲜为人知的高行健,得奖后更引发诺贝尔文学奖含有政治目的的联想。然而对高行健而言,他宁可用新的作品来回应外界的质疑。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朱锦阳亦指出,造成高行健在世界文坛知名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华语文学批评的落后。(《明报月刊》2000年12月号) 世纪末法国文学呈现私人性 从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灵山》所使用的人称结构或马金尼《法兰西遗嘱》中出现的我,可以感应到二十世纪末法国文学创作有了更强的私人性。作家追随自己的气质,为自己写作。某些超现实主义作家和存在主义作家倡导的介入文学受到了质疑。 文学创作更追求个性的表达和对艺术的独特体验,更关注人的欲望、生活的意义等主题。各种人文学科也不断与文学相互渗透。诗歌、小说、批评文类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作家和思想家一般不再以普遍性的名义发言,而是以个人、边缘人、小团体的名义发言。 《小姐变成猪》、《莉拉说》、《金鱼》、《假如这是真的》等法国文学作品陆续在台出版;法国作家如玛丽.达尼厄斯克、安德依.马金尼、马克.李维等人,近两年纷纷受邀来台。此种现象可以看出,国内出版市场对于实验性、探索性强的当代法国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接受能力。反倒是法国经典文学作品,并未引起媒体太大的关注。 而在大陆,《茶花女》以及雨果、左拉等文学巨匠的著作,就有一二十个译本,其中《红与黑》印行量更高达500万册,二十多个译本。前两年大陆掀起莒哈丝热,作家、漓江、上海译文、海天等出版社均竞相推出莒哈丝系列作品集,法国文学俨然成为出版新秀。 其实中国作家留法亦早有一段历史。傅雷、巴金、钱钟书和胡品清均是重要人物。钱钟书的《围城》的书名,就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书中,钱钟书就让苏文纨这位法国里昂大学的女博士用法语向意中人方鸿渐示爱,因为用外语来表达爱,就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既安全又可靠。当钱钟书逝世后,连法国总统席哈克都致电吊唁。 眺望新世纪,法国文学仍依其在语言、文本、主题上的多层探索,展现其多重风貌, 法兰西民族所蕴含的创作潜能,预料将使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成为一道深具特色的风景线。

这是波兰著名女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在她波兰克拉科夫家中的书房。辛波斯卡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奖女诗人。去年国内出版了她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掀起一股热潮。但无论人们是否热爱诗歌,对她而言,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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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1953年创刊号刊登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近日,“99读书人”译介推出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第四辑的中文版。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巴黎评论》编辑部编,杨向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49 .00元。

这是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他位于秘鲁利马的书房,确切地说是他的私 人图书馆。略萨在76岁生日时宣布将自己在利马及曾旅居的马德里、巴黎三处的三万余册藏书捐赠给他的出生地阿雷基帕,并称很多书上还写有笔记。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负盛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四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

从第一辑到第四辑,在这些篇幅甚长的访谈文章中,读者不仅可以通过专业的问答了解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解读、对于同时代作家以及经典作家的看法,更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透过一系列“写作周边”问答窥见作家们的工作习惯与生活样貌,比如他们是如何安排工作的、有什么写作癖好、生活中又有什么趣味。

时下流行名目繁多的写作教程,平庸之辈打着教授文学的幌子,四处兜售所谓的成功秘诀。而《巴黎评论》称得上写作界的良心,作为一个老牌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从不把谈论作家的立身处世、个人幸福当作重心,也无意一味神化受访者。吸引他们的永远是那些经历时间考验、自带熠熠光彩的作品。好比一生只做 一 件 事 的 工 匠 ,自1953年创刊以来,60余年不懈耕耘,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始终不曾偏离最初的方向:从“小说的艺术”到“诗歌的艺术”,再到“批评的艺术”,洋洋洒洒数十卷,早已超越了一本期刊的容量。

这是英国著名剧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在伦敦家中的书房。这位被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一生获奖 无数,其中还包括奥地利文学奖、莎士比亚奖、及莫里哀终身成就奖等。我也非常享受我的写作生涯准确地说,是我的整个一生享受到极点!

经《巴黎评论》独家授权,《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拣选出版了国内读者较为熟悉、且此前未曾收入简体中文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的十八位诗人的长篇访谈。该访谈专辑由九久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写作经济”类问答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中颇具新意,采访者孜孜不倦地问询着各位大作家在从事写作前做过什么工作、是否对那些工作后悔、如今的财务状况能否维持写作,以及有钱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比起那些针对专业写作技艺的探讨,这些关于钱的问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概更容易产生直接的共情。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延续着前两卷的强势,遴选15位欧美知名作家、诗人,从26岁早早荣获普利策奖的威廉·斯泰伦,到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名人大作汇聚一堂,怎么看都是一场极致的文学盛宴。仿佛事先设定的程序,只要吱吱嘎嘎的录音机一响起,所有人就都进入了角色。金斯堡手舞足蹈,开口闭口尽是布莱克与禅宗、瑜伽和顿悟,言谈间似要将话筒牢牢握在手中;奈保尔全程一副冷漠脸,时时抛出连串反问,将单纯的问答环节变成步步紧逼的质疑;艾略特很轻松,抱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姿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哈大笑不绝于耳,数次打断采访的进程……

这是德国作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在她位于柏林的寓所。赫塔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移居德国。她的作品政治性很 强,以写作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俄时的遭遇著称,曾被禁被删节。她的文字不留情,不妥协,震撼人心,因为真实的句子总是涉及到一道深深的伤口。

12月28日,在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正式开业这一天,诗人王寅、沈苇、潘维与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来到这栋由东正教教堂改建而成的历史建筑,与广大诗歌爱好者分享他们阅读《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时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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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这样的对话究竟是“傲娇”大爆发,还是入戏太深无法轻易解脱。或者,不妨说是彻头彻尾的表演吧。可就算表演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说出来的不是庸见,而是真知,就已经足够。别忘了菲利普·罗斯的话,作家就是一个表演者,人物就是他的面具。不论是本色出演,还是“戏精”上身,仰赖的永远是作家的想象力。毕竟,文学不是选美大赛。我们看重的不是颜值,而是内涵。这种内涵来自作家在角色扮演之余,为故事附加上的“说服力和冒险精神”。

这是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T.S.艾略特在他的书房。1948年艾略特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确立了当时在世 的最伟大英语诗人和作家的地位。他出生于美国,1927年加入英国籍。艾略特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

12月28日,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正式开业。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巴黎评论 作家访谈》

谈论文学不外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巴黎评论》也不例外。流行观点告诉我们,作家写作往往是为了抵抗什么,具体原因不一而足,都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或是抵抗平庸的侵袭,或是拒绝主流的归类,因而穷尽所能在不同领域里挖掘。其实不然。至少在艾略特这里,写作不是高深的玩意儿,它不过是旧时天桥上的杂耍,被贴上了自以为是的花头。我们知道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诗歌、戏剧、文论门门懂、样样精。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声震诗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有不靠谱的时候,曾经有模有样地为“妖猫”做赋。那么《四个四重奏》呢,不要感谢艾略特,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1939年的战争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天知道这世上还会多出多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这是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家中的书房。普林斯顿是托马斯曼在美国的流亡生活的第一站,他在那里的大学获得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当《纽约时报》记者问他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回答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诗人王寅、沈苇、潘维与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黄昱宁 等译

再来看看怎么写。世人皆知文学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当然,没有人愿意在创作中自曝其短,以虚构的小说复制活生生的自我:既脆弱又孤独、很天真很愚钝。然而,这种一刀切开的粗暴做法,未尝不是文学的伪善之处。金斯堡的一句话仿佛惊醒了所有装睡的人:“去 写 ,正 如 你 我 的 存在。”意思是说,文学与现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出生在哪里,就有哪里的故事如影随行,“他知道他活着,他的存在与任何其他题材一样好”。

这是作家V. S.奈保尔在英国威尔特郡家里的书房中。奈保尔是印度婆罗门的后裔,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英国移民作家之一,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私生活使他获诺奖倍受争议,对此瑞典文学院成员艾伦说:诺贝尔奖是对文学的褒奖。与他事无关,这不是品行或道德的评奖。

收录18位世界级诗人的访谈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仿佛是感应到诗人的召唤,作家们齐齐发出了自己的回应。比如托妮·莫里森。与那些不愿被贴标签的同行相比,她更乐于接受“黑人女作家”的称谓。若是非要逼着她穿越时空、去质问纪德为何不屈尊写写黑人,或许她更愿意像福克纳一样,呆在孕育她的南方,书写属于她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因为写作不是别的,首先要无限契合她非裔美国人的脾性,其次才谈得上那些被称之为“文学传统”的东西。

这是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在斯德哥尔摩家中的书房。五十九岁时的中风使他说话和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但 他还能流畅地弹出巴赫的几支曲子,并抱怨写给左手的乐曲太少了。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诗找到我,逼我展现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且往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记者和教师:

同样,守着精神原乡的还有富恩特斯。他的每一个新动作都是接续旧作未尽之处,去完成同一本书。你永远不要指望从他手里看到类似“侯爵夫人下午五点出门去”的句子。因为在富恩特斯这儿,小说就是一面魔镜,在一比一还原镜中景物的同时,更要一砖一瓦地制造、放大现实。他很清楚他是谁、来自哪里,并不曾因为自己的故乡心生不安。剪不断的血脉将他与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卡彭铁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用怀疑,他们都写着同一本小说,名叫拉美。

这是2006年获诺贝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家中的书房。他的作品中国读者也很熟悉,如《我的名字叫红》、《纯真 博物馆》等。帕慕克从1974年开始写作至今已获得多项大奖,真正文学的起点,就从作家把自己与自己的书籍一起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

奥尔罕·帕慕克曾说:“在我写首部长篇小说时,每次卡住,我都会本能地从桌旁站起来,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重读《巴黎评论》对福克纳、纳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或者厄普代克的访谈,努力找回对写作的信念,找到我自己的路。……多年后,在我自己也出现在《巴黎评论》上之后,再度重读这些访谈,是为了唤醒自己写作初期的希望和焦虑。三十年过去了,读这些访谈时我仍带着当初的热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带来的欢乐和苦恼。”

哪个职业更容易出作家?

纵观全书,不论肤色性别、国籍际遇有着怎样的区分,不管习惯手写还是打字,是一笔一画描摹现实,还是天马行空、脑洞大开,作家们对写作的看法终究还是一致的。约翰·欧文并不介意他的作品被称为“灾难小说”。因为作家终究不是闹喳喳的鹊儿,只知报喜不知报忧。他的创作就是“寻找受害者”,写得越多越深入,灾难就越集中。狄更斯、格拉斯、冯内古特教会他怎么做个好作家,“吸引我的,是令他们愤怒、热情洋溢、愤慨、赞赏的事物,是令他们对人寄予同情的事物,还有令他们对人感到憎恶的事物”。

赫尔曼黑塞1877年7月2日出生于德国,1912年黑塞全家成为瑞士的永久居民。这是黑塞瑞士故居中的书房,一台老式打字机、一副眼镜、一些手稿和在 各地的照片、留影,静静地讲述着这位来自德国的、瑞士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传奇一生。

2012年2月,简体中文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由九久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引进出版。目前“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出至第4辑,还特别出版了《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与《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许多作家都做过记者或是教师,至于这两份工作是否对写作有益,他们持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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