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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常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古希腊—罗马文学

2020-03-27 07:39

该书作者江宁康在评述启蒙时代文学经典传承的同时,强调了文学家及其作品承载启蒙主义思想观念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启蒙时期西方诸国的社会变革进程是不平衡的,在同一历史时期,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等国没有实现启蒙运动的现代理想,启蒙思想和科学技术无法变成社会变革实践的推动力量,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的。从法国大革命至今二百多年的西方历史并没有见证启蒙理想的完全实现,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是值得人们细读和深思的。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康德(1724-1804)提出“要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扫除对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愚昧,引发了在欧洲的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使西方的自然科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而且为西方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理论促使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于1793年发表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并颁布了宪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在欧洲各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说明,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最终落实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的建立。

文学也开始全面反叛现代性和理性,抗议人的异化。存在主义哲学成为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部好的文学思潮史不仅能够深化我们的文学史认知,更能建构起我们对于相关思想史的传承谱系。江宁康的《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就是这样的一部专著。这部专著从文学经典传承的角度论述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沿革,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体化进程”做出了新颖的阐释,论证了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理想与今日全球化进程的内在思想联系。由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本人也是启蒙文学的经典大家,因此这部专著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结合部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突破点。作者以宽阔的视野追寻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直到瑞典等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传播路径,重读了相关国家启蒙时期的文学经典文本,悉心分析和论述了启蒙思潮在现代社会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和复杂特性。

作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信徒的西耶斯在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个人的社会何以成为可能? ——西耶斯的权利哲学研究》中得到探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把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权原则和社会的原子化相提并论的观点源远流长。埃德蒙?柏克、约瑟夫?德?迈斯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和卡尔?贝克尔等人从不同角度控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鼓吹原子化的个人权利观念,并把革命恐怖归咎于此。事实上,社会原子化的论断可能并不适合于法国革命的灵魂人物——西耶斯神甫。西耶斯继承了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重农学派等人的社会交往性概念,将其权利哲学建立在需求人类学的基础上,并认为把社会建立在摆脱特权、神权、历史和家庭等中间团体的束缚的个人之上,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西耶斯的思想主要包括:主张打破旧制度法国的团体主义社会结构,个人从特权、教会、历史和家庭等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在自由与平等的个人基础上重建法国的社会制度;反对神权政治,取缔教士等级的存在;信奉理性主义,反对历史主义;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并限制家庭的社会职能。西耶斯的权利哲学可概括为:每个人皆是有需求的存在,并且有权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满足需求的必要性导致人的自由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社会交往的需求促使人们建立交互的人际关系;社会状态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状态的若干缺陷要求建立公共机构。

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常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抨击禁欲主义、高扬个性、“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唯情主义”看作是新的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并往往用“启蒙思潮”、“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性质”等等来说明这次运动的性质。如有的学者把明末反封建礼教称之为“启蒙思想”或“启蒙主义”;泰州学派的支系,主张“唯情主义”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也被认为是“深具启蒙思想的人”。这就容易使人们错误地以为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的运动有似发生在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

17世纪新古典主义是独立的文学思潮,它对现代性作出了审美反应,形成了自觉的文学主张和鲜明的文学风格。

由方法论看,这部专著从文学经典来深入研究西方文化思想史的现代开篇——启蒙运动,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在国内学界具有新颖的启示意义。这类研究注重将文学经典的确认与民族语言传播及其话语体系形成紧密联系起来。作者认为,既然启蒙即全体大众启智,既然启蒙理性注重对新思想的发现和传播,既然启蒙理性不承认传教士人格,那么启蒙运动的重要经验就是进步思想必须以大众话语来进行传播才能动员起广大民众,不能让一些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以雕饰晦涩的词语来自命清高。事实上,西方启蒙文学恰恰借力十七至十八世纪兴盛起来的印刷资本主义及文化市场而传播开来,大众的语言和便宜的价格成为广大市民阶级喜爱启蒙出版物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学经典中的大众俗语经过作家和启蒙知识分子的再创造,以民族文化基因密码的样态渗透到大众集体记忆中去,促成了从教会到民间、从宫廷到城市的民族语言规范化转变。各国的俗语文学扮演了民族心灵家园的建构角色,它们传诵本土的故事和情感,塑造大众的现代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在潜移默化中组建一个民族共同体,确认一种文化秩序,形成了现代主体意识。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没有启蒙思想论著和文学创作的大众化、世俗化和民族化写作,就没有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更不会有启蒙运动的伟大胜利。同时,启蒙运动中文学经典传播和确认的过程带来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体制化。文化转型期的文化产品的公共商品性质和社会教化性质共同指向了启蒙革新,启蒙思想家和大众之间的积极呼应关系强化了启蒙思想的流通性和传播力。上述两点也是这部专著别具史学价值的重要原因。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二、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冲击下的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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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时,主持人陈启能强调了这次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对与会的学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他希望这样的“学术的盛宴”以后能更多地举办。

我认为,上述两种运动不仅在表现形式、而且在实质内容上都有不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以“唤起”理性为特征,而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的运动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释放为特征。前者的结果是:自然科学重大的突破、社会科学基础的建立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后者的结果是:虽有少数思想家仍然坚持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但在清军入关后封建专制礼教的强化和对批判礼教的文人学士无情的镇压,使反对封建专制的礼教浪潮被打断了。

现实主义以人道主义为武器、以写实为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学史也是心灵史,文学经典就是人类心灵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外文学史上,作为日常生命感受的文学写作往往因有历史事件的旁证而更具力量,但文学同时又赋予了历史进程以永生的活力。文学参与历史记忆的塑造,保留了历史的潜流,也当保留了历史这一巨大幕布背后的生命常道,那是洪流浩荡之后的沉稳沉积,是指向人类心灵历史洪流的艺术明证。可以说,文学永远是鲜活的人的历史,有肢体细节,有体温变化,更有激情荡漾,因此文学史也应是丰润饱满的,而西方启蒙文学史也因为介入了历史的大变革而跌宕起伏。从文本结构上看,这部专著对文史平衡论述别有会心,特别是作者尽力避免文学史仅仅是折子戏串演的样式,对各个国别文学经典及思想传承都评述精当,简洁有力,发人深省。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

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主张以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这本专著对于许多西方启蒙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再阐释,这包括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剧作《一仆二主》,英国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法国孟德斯鸠的小说《波斯人信札》,德国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俄国拉吉舍夫的诗歌《自由颂》,西班牙莫拉廷的剧本《姑娘的默认》和瑞典作家达林的叙事诗歌《瑞典的自由》等等代表性启蒙文学经典作品。作者在书中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性格阐释,从中梳理和总结出西方启蒙文学的两种代表性创作风格:伏尔泰式的智者文学和卢梭式的激情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启蒙思想观念的深入解读,就洛克、霍布斯、卢梭、伏尔泰、康德、赫尔德、维柯和潘恩等人的政治文化思想进行了谱系建构,从中区别出启蒙运动的几种社会思想变革模式,即保守的“英国模式”,激进的“法国模式”和惰性的“俄国模式”等几种类型。这些类型学的认知和解析对于我们今天反思西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我国学术界迄今还缺少深入的启蒙文学思潮研究的断代史专著。从这一角度来看,江宁康的《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可说是一部开拓创新的力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一些学者和西方“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之间不仅有所接触,而且已经开启了良好的合作。“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已从中吸取营养;同样,中国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并关注着该学说的新进展。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这就是说,如果真能如此,中国的“启蒙”所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是最为丰厚的。(作者汤一介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欧洲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作者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启蒙运动的论述,将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文学史上溯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后期,把十五世纪以来意大利和英国等地出现的市民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发现作为西方启蒙思潮的最早启动力量,即恩格斯所说的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而把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高潮视为第二种形式。这一长时段的启蒙运动史的流变考察不仅告诉人们西方启蒙运动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而且提示人们启蒙理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在探究启蒙运动缘起的论述中体现了动态的共时性/历时性双重视野,勾勒了西方近代文学史发展的一种思想继承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建立了以人性为中心的人类自我意识,启蒙主义思潮则进一步促成了以理性为核心的人类自我批判意识,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文化的思想渊源。作者深入分析了不同国家知识分子群体对理性、宽容、科学、批判的现代思想和人格特征的追寻,明确指出了启蒙时期文学共同体的思想凝聚作用,在诸如人文关怀主题、世俗生活题材、个人意志表现以及民族风格借鉴等等方面构成了具有共性的启蒙文学经典特征。作者重点分析那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代表作品,强调了启蒙文学对于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诸国现代民族主体认同的形成期,西方诸民族国家必须建立起本民族的领土主权和文化主权,为本民族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复兴和繁荣奠定坚实的法理和文化基础。所以说,启蒙文学经典的形成就是民族文化主体的建构,因为启蒙文学经典为民族语言的形成和优化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得各国文化能够摆脱拉丁文霸权的控制,使之逐渐成为现代民族主体人群求知、思考和交流的规范工具。

张智在《贝卡利亚启蒙思想的渊源及影响》发言中提出,从某种程度而言,贝卡里亚和卢梭一样,都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乌托邦。不过在贝卡里亚那里,这个理想的乌托邦是基于法律的,是合乎现代商业社会的。在贝卡里亚生活的时代,意大利面临由传统社会走向繁荣、富裕和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问题。因此贝卡利亚从法制角度思考商业社会,把对人性的研究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在人性、正义话语的基础上,贝卡里亚对法律、犯罪和刑罚展开了具体论述,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要相对宽容、反对酷刑,具有更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

三、中国“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否已经实现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现代性的黑暗面突出显现,社会生活已经全面异化。启蒙以来建立的理性神话破产,非理性思潮蔓延。

石芳以知识与权力结合为切入点谈论了伏尔泰与权贵的关系。

中国的有识之士,先是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是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展了一场制造枪炮的洋务运动,但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并未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故未能动摇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在有更多的开明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进一步了解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用改良的办法推行君主立宪,并于1898年发动了戊戌变法。而这种遵循改良主义路线的变法是软弱无力的,在清政府的重重高压之下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仁人志士不得不采取用革命的路线来推翻清王朝统治。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暂时胜利,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不仅出现了两次帝制的复辟,而且不断地受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旧势力的破坏和抵制。中国的民主共和国体系实际上未曾真正建立起来。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需要中国人民不断解决的难题。

现实主义具有平民精神,关注底层民众,注重文学的政治、道德性和社会效果。现实主义在文学风格上注重真实感,追求描写的精确细致,人物性格的生动具体。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批判与危机”——萊因哈特-科泽勒克论启蒙与现代性危机》发言中讨论了概念史研究者萊因哈特-科泽勒克。萊因哈特-科泽勒克是一个概念化思考的能手,鞍型期、经验空间、期待视域、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等概念,成为其学术成就的标志。科泽勒克的整个学术创建,是建立在他对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欧洲史的研究之上的,涉及启蒙与革命、改革与反动等问题。通过分析萊因哈特-科泽勒克的著作《危机与批判》,最后得出启蒙运动跟时代和语境是有密切联系的。

中国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潮已有160余年历史,但中国并没有全面地完成现代化。因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两股反“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所争取的“启蒙”思想是否在我国现代社会已经完全实现?这个问题太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2016年11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9楼会议室召开了“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在开幕式阶段,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分别致辞,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主持。

1985年,我在深圳举办了一次“文化问题协调会”,这次会议有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和深圳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会上,我们取得了某种共识: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非常拥护。同时,我们认为现代化的问题是否仅仅被理解为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问题?因为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将会落空。这都涉及到我们仍然要继续“启蒙”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要全面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把“启蒙”继续进行下去。

新古典主义不是对现代性的直接的反应,因为17世纪还没有直接实现现代性的条件,它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

启蒙运动是一场强大的、广泛的思想和精神运动,它声势浩荡、摧枯拉朽,却最终耗尽了人们的支持,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浪漫主义的出现与法国大革命在时间上重合,不可避免地与大革命相互作用。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发言中把启蒙运动与康德革命、浪漫主义相互联系起来加以分析。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然界总是验证的标准,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制度假如要想达到完美境界,就必须与自然界在“一切时间里、向一切人所显示的那些规律相一致。”这是他们心目中理性的实质。康德既有理性的一面,相信历史终将会去实现其隐蔽的计划;同时他又高扬人性的大旗,强调人本身是大自然的目的,人的自由是大自然的目的。这样,康德就超越了理性,也批判了理性,也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敞开了门户。浪漫主义是以主观主义为出发点,它所崇尚的是个性化和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启蒙理性的一场反抗。在政治上,最初大多数浪漫派都欣喜若狂地欢迎法国大革命,后来他们却转而反对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高扬人文主义,影响到哲学、语言学、文学、诗歌和戏剧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浪漫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特征。

对五四运动,中国学术界有着种种不同看法,我不能一一介绍,但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和前此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我们也许可以说,前者是一场“反传统”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正是因为有新文化运动,才使中国人能用新的眼光和新的价值观看中国落后的现实,这无疑包含着希望中国富强的愿望;正是有了“五四”的爱国情怀,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使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启蒙”落实到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前后相连的过程。“启蒙”唤起了“救亡”;“救亡”深化了“启蒙”,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制统治”把两者对立起来,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诉求。因此,“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只有救亡才能唤起启蒙”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片面的。

希伯来文明系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重感情、重精神,是一种出世的、注重信仰与来世幸福的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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