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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文学

2020-03-22 11:25

的确,至少,从写作主题和写作方式的角度而言,我们已经度过了世界文学发生之初,在其他语言的写作中不断发现我们认知之外的写作方式的狂喜阶段。论起当代世界文学的书写之难,除了时间距离尚且不够之外,文学的同质性或许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优选路径与重要内容。随着该战略进程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与高水平文学翻译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文学外译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亦随之日趋突出。从翻译学角度看,中国文学外译战略的译者选择之所以成为“问题”,显然受困于其间存在的两个预设:一是在语言素养方面,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之间存在差异;二是在翻译理念与策略层面,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译文表达的地道性焦虑 对于由中国译者承担中国文学外译的观点或做法,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较为推崇国内外译者共同翻译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外文表达的地道性是最为直观的考量因素,文学作品尤为如此。然而问题是,我们似乎由此产生了一种基于译文表达地道性的焦虑,过于张扬语言表达因素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中国译者信心不足,甚至畏惧不为。 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因素较多,整体上呈现为一个四维系统:第一维度,国际大语境的制约;第二维度,包括经济、军事实力等在内的中国硬实力影响,以及包括文化、政治、外交政策等在内的中国软实力影响;第三维度,国外读者基于自身文化与价值观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性阅读倾向;第四维度,作品自身质量释放的阅读行为驱动力。在这一系统里,译文表达的地道性因素归属在作品自身质量维度中。至于该因素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整体环境系统中究竟占多大权重,甚或能否产生终极性影响,这里无法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获得相应数据,只能通过对其他几种因素的解析,从而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 首先,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仍在影响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冲动。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身的缺陷或不足。例如大多作品缺乏对所经历时代全面而深刻的表达、不注重人物的深度刻画或描写、节奏拖沓等。再次,文化与价值观理念指的是一定主体在特定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获得的决定、支配自己行动和决策判断的总体信念,它具有实践品格,通过“为我所爱”与“为我所用”两种意图而产生驱动力。最后,读者的阅读兴趣、方式虽然存在跨时空差异,但其重心可以落实在语言层面,并且有可能超越语言层面。例如,对于《哈利·波特》等流行作品的及时翻译,虽然有时粗糙不堪,却可以满足读者对故事情节及时追求的期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通常情况下,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这一因素会在国际语境潮流、民族文化意识、消费文化转型等的冲击下被有效消解。因此,译文表达的地道性焦虑症显然过于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源动力。翻译实践的人文社会性 翻译从根本上是文本和译者关于诗学、意识形态和历史的一种协商,因此,人文社会性是翻译实践的基本属性。文学翻译是翻译人文社会性的经典镜像,中国文学由谁来译“问题”基于语言素养的考量,其局限性就在于,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掩盖了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价值评判或审美表达问题,即中国文学外译的意图和功能。 这就有必要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社会语境进行考察。一方面,社会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历史性存在,这必然呼唤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始,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重心已经由传统的以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为主的硬实力转至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 “软实力”竞争本质上张扬的是不同国家自身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全球化语境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在此前提下,中国文学外译就获得了定夺其理念与策略所依赖的意图或功能:一方面立足中国文学文化的推广,积极为“世界文化”、“全球知识”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则要认清当下中国文学外译作为国家叙事或战略的本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中国文化借文学外译而“走出去”的战略其理念应该是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维持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又融纳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进而更好地塑造中华文化形象与价值属性。 中国文学外译的文本选择 对于中国文学外译战略而言,如果选择国外译者承担中国文学外译任务,除了他们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可能不如国内译者更为准确与深刻外,还可能存在学理上的忧虑。其立足点就在于,包括译者在内的语言实践者是社会中的个体,自然地处于对张扬自身价值观与传达原作者价值观的双重本能之下,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出自己的语言偏见,并以一种“话语者态度”的表象模式控制着文本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基于此,国外译者的中国文学外译实践能否主动或有意识地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并实现平衡,能否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产生国际性影响,从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冷静思考。从文本选择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外译需要注重世界话语,同时更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此就要尽量选择那些能够向世界推介并阐释那些具有中国特色、蕴藏中华思想文化与民族智慧的故事或作品,它们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材料。一味迎合西方读者的所谓市场原则,虽然会在一定范围或程度上较易“走出去”,但就其软实力效能而言,则会直接损害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与形象,并且同时遮蔽原作中渗透的中华本土经验和民族文化特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认知错误或混乱,从而产生负面效能。 在全球化时代,翻译的功能得到了新的拓展,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张力强化了文化外译对于国家利益与文化的建构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重新设定世界文化格局。高层次文学外译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的瓶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应该放置于中国文学外译战略的整体系统中,在先验性批判或经验性认知的基础上加以重新审察与处理。“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注重译文表达的地道性,需要关注外国人的兴趣与能力,但根本上必须在全球化框架下以文明与对话为基础进行翻译策略的科学设计,在本地化翻译思维和世界性文化传播中寻找基于文学功能、世界文明与民族身份的有效平衡。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作家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汉语的美与力,也只能通过表达的陌生化与思想的先锋性来实现。就像异邦“陌生的”“先锋的”马铃薯、番薯、玉米、西红柿、棉花、辣椒进入中国,使长期依靠本土的黍、稻、麦而维持生存的华夏民族,在遭逢种种战乱、屠戮、瘟疫之后,能够从汉唐时期的6000万人口,增长到清末的4亿人口——大地和节气是翻译家,而翻译家也应该像大地和节气,将种子转换为食粮和人间烟火。

文学体现对抗力量,也展示民主,它体现的是感性分割后的世界。感性分割是指知觉、可见性形式和可知性模式之间的特定模式,使我们能将特定产品视为艺术。它具有三种感性分配形式:艺术的伦理机制、再现机制和美学机制。[22]所谓文学的政治指的是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分割。它将介入实践活动、可见形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关系。[23]在这样的分割之下,我们感受到一个或若干个共同世界。朗西埃批评介入文学观,因为后者找到的仅仅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的政治性。重要的不是意指,而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性彰显文学及语言的特殊性,所以要将语言的交际功能与诗学功能分割开来。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书写实践,才是民主的体现。文学的民主不是那种制度化的展示,而是倾向于打破表达与其内容之间的任何确定的逻辑关系。它关注的是民主化过程,而非民主本身。民主就是政治的主体化模式,它是一次特异性中断的名称,它中断共同体中诸多身体的分配秩序。文学(书写)的民主对立于古典表现秩序,它展示一种象征性断裂,即,物体与词语之间确定秩序的断裂,说话、做事和生存方式之间的断裂。马拉美、福楼拜展示的就是这种文学的民主或书写的政治,而巴尔扎克也是如此。文学民主的本真性含义在于:重新配置感性,让生活和生命自我呈显。在分析巴尔扎克小说《乡村教士》时,朗西埃再次重申文学民主之意涵:民主不能仅仅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制度,即诸种制度中的一种,其特征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分割。如果做更深刻的界定,民主是一种感性的分享,是一种感性场所的再分配。[24]这就意味着,文学作为书写,它体现感性的重新分割和配置,它要体现生活的痕迹与生命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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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事情的发展的确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学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经济、科学、技术等———的顺序倒置了。不是文学或文化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而是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影响、制约文学的发展;反过来,文学对于自身使命的认识也从倡导和期许某种更为进步的价值观转向了对于非理性的价值观的抵抗。

自古至今,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语言的边界拓展到哪里,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就深入到哪里。正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冲突与融汇,造就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新风貌。

一个真实的事件必然指向历史,而历史也被认为是真理的栖息地。但福柯关注的是知识、学术和理论同真实历史之间的特殊关系。他关心的不是真实或虚假的历史,而是那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真言化体制的历史。从浪漫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一直进行的质疑合理性以及对所特有的权力重压的批判与福柯的工作并不相同。福柯对知识的批判并不在于揭露被理性压制的东西,对知识所作的政治批判并不在于驱逐被确认的整个真理中所存在的权力的自大我所提出的批判在于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并且会产生哪些结果,某种真言化才得以实施相关于某些证实和证伪规则的一类系统表述才得以实施。[10]历史永远是权力的历史,权力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其客体。历史不仅限于描述权力的发展,它本身也构成一个权力的事件,它是权力对自身的论述。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义务的话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11]历史在话语中显示权力,它以运动的方式展现力量关系,并显示出一个又一个偶然和间断的历史瞬间或时间碎片。福柯看重偶然冲突、僭越、与必然性的对立以及事件的独特性,他在意的是寻找击破点,亦即那些能暴露出种种美丽的断裂和响亮的异议的感性地带。[12]在对历史档案的处理中,福柯重新考察和布置真理。正如在文学时期所做的那样,他始终将主体、权力和真理问题连接在一起思考,因而获得许多特异性看法。以此来看,福柯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和激进引导者。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借用“世界文学”之名揭露世界文学概念中的乌托邦成分的后殖民之旗,我总是有些心存畏惧。揭露固然是抵达了一些真相——而且这真相往往是由欧洲文明内部的人揭露出来的,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在文化、文明的不平等往来之后,欧洲的文明也多少遭到了“报应”,面临困境;但揭露的战斗性也同样会遮蔽一些真相。

在今天,世界文学还有没有新的可能? 或者说,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文学? 在业界看来,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定位。

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被翻译的外国文学就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异域先贤借翻译家之口,像表演双簧一样,传达了来自陌生世界的新认知、新惊喜。向那些异域、异样、异常的表达献上敬意,这并非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汉语在开放中只会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而不会夭亡。正如奥登所说:“翻译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限度。”另一方面,翻译也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深度。从五四到当代,包括翻译家在内的写作者们,汲取异域文学的营养,赓续汉语的伟大传统。比如,郭宏安翻译加缪时,为了呈现其言语中“高妙的贫瘠性”(萨特),就时常翻阅揣摩先秦散文,在祖先简约节制的言说风格中获得呼应和启发,继而为加缪进入汉语铺平道路。

目下,那些曾经崇高的元素和美的尺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逼仄下逐渐烟消云散,最终留下一个个空无的坐席。即使对文学依然饱含渴望和诗意想念,我们也不得不仔细查验这些空场的虚空程度。怀旧主义者批判当代文学,因为他们在其中看不到任何希望在这桩极其冒险的文学生意中,他们早已意乱情迷。不过,假如以放松的心态和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现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是富有建设性的。多元主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总体化视野和宏大叙事的终结。它以差异为标志。差异概念源于黑格尔,但它只是暂时性和否定性的,它最终将在一元总体性中被克服。德勒兹从柏格森和尼采作品中获得启发,不仅强化后者的多元主义,而且也使前者的差异观念获得新生命。进入现代,许多文学作品从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个体流亡等角度阐释了差异及其政治想象。按照齐泽克、拉克劳和墨菲,差异政治就是激进的自我解放之路。相较而言,德勒兹强调的是一种作为思想的差异,它与主体化和个体性紧密相关。这位思想家在《千高原》中指出,存在着一种个体化的模式,它迥异于一个人、一个主体、一件事物、或一个实体的个体化。它就是所谓个体性,差异就在于个体性本身。巴迪欧以道路两边的梧桐树为例来说明本体论差异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差异是绝对而个体性的。尽管这些树都以相似的表象或模式而活着,但它们是绝对不同的。任何差异,即便是被证明只有一丁点不同,都会导致它们在本体上的绝对差异。[14]德勒兹强调的就是这种绝对差异和本体差异,他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拒绝同一性、总体化和辩证法。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一经提出就已经成为一面令人欢欣鼓舞的概念旗帜,但“世界文学”的概念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遭遇生活强有力的抵抗。不仅仅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建立在平等、和谐以及相互理解之上的“世界文学”还只是歌德一个“乐观的预见”,更因为在后来并不漫长的两个世纪里,“终将把所有民族都联接起来”的“全人类共通的同情心”早已幻灭。技术的进步贡献于“世界文学”的频繁交流,更贡献于令人忧虑的全球化进程。失去了文学的差异,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必要性。没有了异时性作为衬托,曾经以找寻不同文学之间的同时性为目的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当然会陷入迷途。

在今天,没有人再胆敢像萨特那样精神抖擞地写下“文学是什么”的宏大命题,负责任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最多要问的不过是“文学还能是什么”。

我喜欢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一首名诗《自画像》,其中两句是:“我总跟那个同行的人说话,/是他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写下的东西。”“那个同行的人”、“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的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异域的、祖国的先驱和前贤。作为阅读者,我是羞愧而又幸福的负债人。好在,我还是一个写作者,那就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偿还一点债务吧。

[1][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M].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8.

  直至20世纪的后半叶,依然还有很多人文的学者相信,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自身具有两种方向完全不同、却能够彼此制衡的倾向:向外的,不断出走,融入他者的倾向和回归自身传统,不断翻新传统的倾向。这并不是两种非此即彼的倾向,而出走与回归也必然成为书写文学和文化历史的必然条件。

其时,歌德处在人类对于自己信心满满的时刻。作为浪漫主义的先行者,他相信进步、平等、科学。相信人类的未来,不论这未来是被包含在“人类尚未堕落”的伊甸园时刻,还是被包含在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构建中。对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史的解读告诉我们,激变一定是发生在文明酝酿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一次,启蒙是一次,而因为社会急速进步,迅速跨入现代社会又是一次。歌德非常幸运,他憧憬世界文学的图景,发现了欧洲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美好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文化最好的时期,也是文化人最好的时期。文化的发展往往会带动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谁在文化发展上占了先,谁就有可能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拔得头筹。

唐玄奘就是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涅槃”“刹那”“众生”“觉悟”“禅”“因果”……汉语中约有3000多种词汇,来自对佛经的翻译。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有开山之功,而“开山”的资源,正来自于他对俄国、德国、日本、法国众多作家们的翻译,来自于他对异域人生的认知与勘探。《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也正是鲁迅先生创办的。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现代性,离开翻译,离开外部世界的参照与支持,无从谈起。

[13][美]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M].章乐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58.

编辑|吴潇岚

(作者为法语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当下,有些人用“翻译体”这一说法,表达对某种欧化语言风格的不满和不屑。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陌生感和先锋性的拒绝和回避。西方语言所具有的个人性、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汉语中公共性、感性的过度泛滥所带来的隐疾,从而更加准确、客观、有力地面对这剧变中的世界。

《反俄狄浦斯》一书向我们表明了这一观点,即,要热爱积极和多元的事物,差异超过一致性,流胜于统一,运动协调胜于体系;相信生产不是固定不动的,而是在于游牧。这部著作试图摧毁权威的内在化,它对差异和多元的呼唤显示了后马克思主义姿态。在《差异与重复》中,游牧意味着由差异与重复的运动所构成的、未被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而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则认为分裂症的本质在于欲望的自由游牧。[15]与福柯相似,德勒兹也喜欢用文学作品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不过他更偏爱所谓少数(族)文学。这类文学书写摒弃宏大叙事,体现差异、多样化和微观叙事。多数主义文学是传统和理性的象征,它们将自身呈现为对法则或独立于文本的含义的忠实描述。多数主义文学是镜喻和树喻的代表,而少数(族)文学则相反,它代表块茎的力量。少数(族)文学重复过去和现在,是为了创造未来。它不依赖主体自身的回响,也不依靠传统理念的贯彻,而是直接听命于语言,让语言自身说话。对德勒兹来说,文学是一种力量的配置或展布,它与意识形态并不相关。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学的块茎学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游牧(性)创造。文学的配置类似欲望机器的自由运转,它不断地解除被编码和辖域化的命运。德勒兹名作《千高原》是反资本主义逻辑的,而它本身也体现解域化和块茎的特征:即,彻底的反系统,拼贴连缀的布片,绝对的散逸。当然,块茎(学)也一定是反谱系学的,它是一种短暂记忆或反记忆。

  我相信,这一变化对中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者,当然也是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倒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习惯在每一个世纪之交来临之际重复一个学科的死亡假设——,而是,我们的世界文学借以存在的假设究竟是什么?是基于理想的构建,还是基于事实的解决?甚或报复?欧洲文明的反思者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倘若文化殖民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作为殖民方,他们和被殖民方一样,都不是——与我们想象的正相反——文化殖民的受益者。

歌德当年出于对开放的法国的羡慕,想构建一种所谓平等的世界文学,并且相信,在这样的文学图景中,德国会是真正的受益者。在他的构想中,各种语言的文化之间虽有差异,但彼此互补,共同贡献于人类的文明进程。

我想以此来表达对翻译家、对《世界文学》的敬意。优秀的翻译家,是异域先贤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通过他们,汉语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比如,里尔克或者说冯至,济慈、雪莱或者说穆旦,罗曼·罗兰或者说傅雷,杜拉斯或者说王道乾,布罗茨基或者说刘文飞,等等等等。

[17]麦永雄.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8.

来源|文汇报

最后,文学最终在质疑这个世界的同时,必然也要质疑到自身。而且,正因为21世纪的文学必然是世界的,这种质疑的倾向也必然是世界性的。在文学的无用性与世界其他领域超出常规的飞速发展之间(而且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不能够为人类准确地预言),在文学主张的自由与世界管理的有效性之间,在文学相对于社会生产的旁观性与世界无可避免地要将文学收入囊中的欲望之间,凡此种种的冲突,都将使文学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很显然的是,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生产与流通的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文学的传播已经可以完全不依赖文学史、文学批评,而走出一条别样的道路来,所以,新一代写作者在新的传播方式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得而知的道路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在今天,没有人再胆敢像萨特那样精神抖擞地写下“文学是什么”的宏大命题,并且还想主导文学的方向。负责任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最多要问的不过是“文学还能是什么”。

我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作为作者,我曾经在“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这一栏目发表随笔,在5年内写下30万字左右的读书随笔,结集为《一卷星辰》《居于幽暗之地》。

[25][美]萨义德.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

作者|袁筱一(翻译家、本校外语学院院长)

日前,“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作协联合主办,几十位作家、评论家与学者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探讨。文艺百家将陆续刊发部分与会者在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更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期待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更期待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图景的重新构建。

1935年,周作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卷,在“序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建设进行了思考:“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些话让我感动,它体现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翻译家的劳作就是争取“外援”,使作家们的“挖掘”、历史的“内应”,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汉语文学传统这一条大河,由于众多支流的不断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像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成为少数的才能成为世界的,而它也造就了一个外部空间。卡夫卡就居处于这个域外的空间里,亦即身处彻底的外部性(无限性)之中;他用自己的书写指向外部。[16]卡夫卡就是一个块茎,一个地洞。他很难进入,他是一个少数(族)文学的典型代表。少数(族)文学没有主体,没有作者的主观加入,而是纯粹依凭话语进行配置。弱势文学不能用人数、地域或数量的多寡为其指征,它指的是一种既内在又外在的生成性文学。少数(族)文学是一种使用主流文学语言,同时又从内部来颠覆这种语言的文学样式。这是块茎和游牧式文学,也是一种解辖域化的文学。我们说,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生成动物(thebecominganimal)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生成(becoming)问题,其容纳了最大的差异。[17]在不断的配置(dispositif)中,卡夫卡切实实现了生成动物、生成弱势、生成女人、生成不可感知者(甲壳虫就是个好例子),而文学也在其中实现自我的褶皱和去褶皱。同时,德勒兹看重精神分裂分析的语用学:句法创造或风格这就是语言的生成。不存在词语的创造,也没有在句法之外具有价值的新词,这些新词正是在句法效果中得以发展。[18]这种语言观乃是一种凸显动态和生成的语言观;在这一运动中,语言体现为皱褶和衍生,褶曲或裂变。文学书写是思想的僭越式体验,也是语言的动态性生成。其中,主体不仅悬置成见,而且重塑自我。

  歌德是因为这个才值得怀念的吧。他身上有一种属于古典时代的,对理性的,对更美好、更温暖、更高尚的社会的无条件信仰。对超越民族、超越语言的价值的无条件信仰。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开设了一门20世纪世界文学的课程。尽管有些天真,我仍然还是觉得,哪怕歌德的价值体系在今天已经备受质疑,我们还是能够成为他的继承者,期待、呼唤并且投入平等的世界文学的构成。事实上,平等的世界文学并不体现为在两个具体的对象之间,业已产生的,质量相等的交流与影响,而是体现在我们是否以平等的方式构成世界文学的关系。因为说到底,是作为构成的文学关系终将决定还未发生的文学的面貌,世界的,或者民族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理解,文学地图的绘制终将决定文学的历史,我们或许也就能够期待一种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了。

因而,如果今天,汉语的写作者能够就“文学还能是什么”给出自己的答案,我相信,我们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便指日可待了。

作为读者,《世界文学》使我得到了读书生活的路标,也提升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天际线。只有去读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写出值得一写的文字,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我不懂外语,只能通过翻译家的劳动,认知那些外国作家的面孔与内心。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作家,与异域先贤们进行着隐秘而伟大的合作,从而完成了那些异域思想景观的汉语表达。

[26][德]施瓦布.文学、权力与主体[M].陶家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9.

  但或许还有歌德的价值体系在这两个世纪中所遭遇的困境。不论歌德是否愿意,浪漫主义的价值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继承,这既是他当初世界文学愿景的部分实现,却也是使其主张的平衡与和谐逐渐失去光彩的原因之一。20世纪里,文学里的浪漫主义,它对绝对、极致的偏好几乎在世界各地的社会里都找到了革命的形式,无论出口是什么,却似乎最终都导致了真与美、善的分离。波德莱尔颂扬的“恶之花”已然开遍了世界各地,作为预言的浪漫主义胜利了,而胜利的代价就是,现在我们已然知道人性之恶的真相,却也失去了可以抵抗真相,自我救赎的武器,哪怕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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