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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书封上的推荐语,受限于年龄澳门新莆京赌场网址、经历、阅读体验

2020-03-03 20:19

难以想象,被紧紧捆住的萨申卡,在失去知觉之前会怎样在痛苦中挣扎,又发出怎样撕心裂肺的惨叫。偶尔,两幅截然不同的图面,会让我在梦中惊醒,久久难以安宁。

一个时代的画像与心灵史

“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收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归入档案,只收集好的,以此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

这段隐含着未来憧憬的对话,是在格罗斯曼所着的长篇巨作《生活与命运》中的第810页,对话者是苏军战俘营里的军官克雷莫夫。这个名字对中文读者是陌生的,因此不具有意义,我们只需知道这是个被关在战俘营里的军官即可,他自称是胜利者,没有被告密和谎言制服。深受秘密警察迫害的克雷莫夫,幻想特务机构工作性质的改变——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摧毁人的信心。

当时的克雷莫夫正置身于劳改营里,几张床全空着,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或许搬到别的囚室,或许在受审,对此,克雷莫夫一无所知。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自制力,带着被遗弃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厉害,好像肾也被打坏了。他有7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这样的时刻,他对同囚室的名叫卡茨涅林的人谈到对未来的幻想。然而,克雷莫夫的幻想,在他同囚室的人看来,就是精神失常者的妄想。卡茨涅林对克雷莫夫说:“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这是一种绝望感的描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进行,激烈而血腥的战斗不断发生,而与此同时残酷的政治清洗也在进行。成千上万的军人成为战争中的牺牲者,成千上万的军人也成为政治清洗的祭品。就在克雷莫夫与卡茨涅林对话的当夜,苏军元帅亚当斯在他的办公室里烧文件,作为神圣战争遗物的军事地图也被烧掉了。

用麻布裱过的地图烧得很不痛快,把炉条堵塞起来,元帅不得不用炉钩一再地清理炉膛。此时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战俘集中营。元帅此时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里:他和士兵们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后后都是空旷的荒野。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刻起,元帅就明白,他率领的军队不能在伏尔加河上继续作战了。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进入文本的方式,阅读到这一页的时候,我做了个标记。这是我找到的一个阅读视角,从这里进入往后看,然后再从这里开始向前看,一部巨着的总体结构就这么呈现在眼前。

在如今一个“犬儒与颓废”的时代,当人们再一次沉醉于改造世界的高新技术、令人动听的政治理念,坚信人类的步伐会一直向前,不再重蹈覆辙时,柳薇卡像菲兹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一样,“调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用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苦难尚未远去。

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邹惠玲、司辉译,译林,2008),是新新闻写作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改编自真实新闻事件,描写了一位“美国马加爵”的生平,及其枪杀事件引起的漩涡般的社会反应。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廖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蒙蒂菲奥里以历史著作闻名,但他内心却更偏爱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依据历史事实,但会进行适当的想象、概括和虚构,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多有历史根据,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场景。他的历史小说“莫斯科三部曲”(《萨申卡》《冬之夜》和《正午的红色苍穹》),描绘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斯科官场精英及其家人的生活。

纳粹集中营与古拉格劳改营

《生活与命运》分为三部,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体,叙写不同营垒的军官和士兵以及不同级别的党的官僚生活场景和人生故事。叙事中有大量的对话是关于革命、激情和信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辨,小说凸显了俄罗斯乃至苏联的文学气质,即理性色彩。这是一部卷轶浩繁的历史长卷,当我越过前言和导读,直接进入文本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逝去的历史画面和长镜头。

小说开始讲述纳粹集中营的生活,这座集中营战前叫政治犯集中营,关在集中营棚屋里的数万名居住者来自多个民族,然而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意大利农民和南斯拉夫牧民都睡在一起。“国家社会主义党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生活与命运》的整部长卷,都是在讲述20世纪初叶冷战时代两个阵营的杀戮和迫害。它不只讲述他们相互之间的杀戮和迫害,同时在讲两个阵营内部的自我残杀和迫害。小说展现了寒冬中的纳粹集中营区的生活,集中营的迫害和杀戮暴行,也讲述了我们不熟悉的斯大林炮制的古拉格劳改营的杀戮和暴行。

我们当然知道希特勒领导的德国纳粹,知道他们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比如种族灭绝——对犹太人的迫害,有很多电影呈现过,比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等等。但是接下来的历史史实是我们陌生的,至少还没有媒介大规模地呈现过,那就是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屠杀。

“每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都必须被心怀尊重地正确使用。拖拉机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小说中工程师出身的老鳏夫在创作一部拖拉机简史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也是作者巧妙安排的一条暗线。在拖拉机的历史上,苏联人曾狂妄地将拖拉机改造成为了坦克,试图用来征服世界;美国人曾贪婪地使用拖拉机开垦西部荒野,试图征服自然。或许作者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一切苦难的根源正是人类思想中那“致命的自负”,认为人无所不能而可以改造一切的人性之恶。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短篇高手,《好人难寻》(於梅译,新星,2010)是她的重要代表作。

  这是一部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这一名称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何况作者还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交代过:“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癌症之对于人体和邪恶之对于社会,同样都是致命的。“癌症楼”在作者心目中是隐喻和象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冬夜》则是因一个被发生在莫斯科的真实事件激起灵感而写成的小说,描述一次不幸的事故之后,几个出生于权贵家庭、热爱普希金诗歌的中学生及他们家人各自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正午的红色苍穹》与其说是描写驰骋在俄国大草原上的苏联骑兵与德国侵略者和叛国者之间的殊死搏斗的扣人心弦的动作小说,不如说是动人的爱情小说,一个特殊身份的士兵和一个护士之间昙花一现、孤注一掷的爱情故事。

比《日瓦戈医生》更危险的书 ——评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

2016/02/15 | 文/夏榆| 阅读次数:3344| 收藏本文

摘要:“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是20世纪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在由“理想国”出版的《生活与命运》的内封,有着这么一段评语。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是20世纪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在由“理想国”出版的《生活与命运》的内封,有着这么一段评语。

这部厚达894页的长篇小说,可谓史诗巨着。尽管,以体积来衡量一部书籍可能并不理智,但《生活与命运》最初震慑我的就是它的体积,当然,还有书封上的推荐语:“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负责任的推荐语,应该是认识一部书的标识,对于完全陌生的读者,可以循着这标识打开书页进入它的内部结构。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书名还有段趣闻,值得讲一下。在出版之初,作者柳薇卡不听取文学经纪人的建议,固执己见地采用了这一古板且缺乏文艺范儿的书名,被人误以为是介绍拖拉机历史的理论图书,因而被Amazon网站放在科学图书的分类里,淹没在实体书店的农业、工程类图书的书架上。即便如此,这部不被人看好的小说还是凭借读者的口碑相传,逐渐积累了些人气,也算是起死回生。但除了书名,小说中“难登大雅之堂”的主线剧情似乎也尽显荒诞、滑稽: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乌克兰裔老鳏夫,在老伴去世还不到两年,就不知咋地爱上了一位三十八岁离过婚的乌克兰金发女郎。这位晃动着“上等乳房的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像一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在老鳏夫和他的两个女儿的生活中骤然爆炸”。为了将男性荷尔蒙膨胀的蠢父亲从这场感情闹剧中拽出来,互有间隙的两位女儿也达成了攻守同盟,一起对付试图取代母亲名号、父亲遗产的大胸掘金女。与因书名而产生误会被上错书架的误会一样,读者也会对小说的主线剧情产生如下疑问:像这样一个在中年女性情感杂志上随处可见的“婚姻闹剧”,电视上家庭主妇痴爱的烂俗感情剧,何以入选2005年布克小说奖?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中完美解答了这个疑惑。如果仅仅将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幽默小说,那么就太小看作者的野心,也忽视了作者晚年才动笔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在中国主流文学评价坐标系中,几乎没有一部几十万字的巨著,像《日瓦戈医生》这样,以一位无名人物命名。我们的史诗性作品,很少出现人物精神世界流变的叙述线。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往往面目模糊,被动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

  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突出现象,他的社会观。道德观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目前,仅就他的文学作品来说,无疑,他是一位杰出的咋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传统。前苏联文艺界已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他的创作活动了,有些作家已开始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在1980年,一位日本学者访问我国时,曾把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不是没有依据的。不过,就索尔仁尼琴的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和力度来说,我们倒是宁愿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接近。

在译完英国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小说《萨申卡》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我头脑里经常浮现两幅画面:

斯大林时代的全景扫描

在斯大林时代乃至赫鲁晓夫时代,这样的写作是危险的。

格罗斯曼和苏联人民共同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经历了1937年的所谓“肃反运动”,经历了卫国战争。要知道,在格罗斯曼生活的时代,苏联社会的禁锢是空前的。政治整肃和清洗席卷国家的各个领域,作家们如果不服从权力,不与政权合作,就会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时的批判和抑郁中辞世,索尔仁尼琴被驱逐流亡,正是那个时代作家在苏联的命运映照。在当时的恐怖环境之下,格罗斯曼还保持着独立的意志和勇气。

按照人物档案的记述,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犹太裔作家,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他曾经在顿巴斯工业区当过安全检查员,也在一所医学院当过化学老师。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他报名参军。本想当一名普通士兵的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格罗斯曼报道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发表在《红星报》的文章。他的笔记本记满了被视为禁忌的材料。红军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如果被秘密警察发现会被治死罪。

报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格罗斯曼作为战地记者最重要的一次经历。他像普通士兵一样经历战争的残酷时刻,同时履行他作为战地记者的职守。据说他在现场采访不记笔记,为了获得受访者的信任。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等等,为他积累了翔实的素材。他知道怎么干活儿,在破旧的棚子里,在野地里,不论是躺在床上,还是在满屋子人的农舍里,他都能写下去。

1943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投降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格罗斯曼当时随军报道。他听说在巴比谷有十万人惨遭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他的母亲也在此间遇害。他写了《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但是这篇文章被《红星报》退稿。然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纸刊登了出来,这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犹太人被屠杀的报道。此后,格罗斯曼还写了《特林布林卡地狱》,在1944年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文章。在纽伦堡审判时,这篇文章再次被刊出,用作证词。

战地新闻记者的经历、观察和体验为格罗斯曼积累了丰厚的素材资源。1960年,他开始写作《生活与命运》,这是部迥异于当时文学潮流的作品。“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人。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借助小说中受到迫害的囚犯之口,格罗斯曼说:“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混乱的人群,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20世纪可悲的灾难之一种。”

由英国作家罗伯特·钱德勒撰写的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记述了当年格罗斯曼所遇到的危险。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他将手稿交给《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逢赫鲁晓夫执政,苏联时局进入“解冻”时期,格罗斯曼以为这部小说能出版。结果在次年2月的一天,3个克格勃军官来到他家,查抄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也没收了。

这段被广泛流传的经历,成为改变格罗斯曼命运的节点。好在格罗斯曼事先做了手稿的备份由友人收藏,他对书稿的出版还抱有期望。然而,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高官苏斯洛夫判定此书“比帕斯捷尔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这是对一个作家的命运的宣判。

1964年9月14日,抑郁中的格罗斯曼罹患胃癌不治辞世,他的书稿也尘封于世。直到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2015年,这部书的中译本推出后,又激起中国读者的关注热忱。诚如罗伯特·钱德勒所说,“这部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着,也是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其他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斯塔姆夫人,他们的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

正如许多作家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都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底本一样,乌克兰裔英籍女作家玛琳娜·柳薇卡的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也可以称为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讲道,书中的灵感是来自于她自己独特的成长背景:二战后出生于德国基尔难民营,之后从小跟随父母移居英国。作为乌克兰移民的后代,她恰好处在东西欧文化中间的真空地带——虽然成长在英国,又在大学里教了半辈子的书,英文说得比乌克兰语还要好(作者是用英语完成的这部小说),然而身份认同的扭曲、文化根源的错位,让她更愿意将那片东欧乡土视为精神家园。或许是发生在乌克兰的那些历史过于遥远、模糊,父母那代人又对年轻时的幸福与苦难闭口不谈,她直到57岁时才完成了这部讲诉家族史的小说。

文/任晓雯

  有消息说,在推行改革政策的今天,苏联将有计划地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让“精神上提高了的整个人民”去阅读。因此,《癌症楼》这部国际上一直畅销的力作,不久即可与广大苏联读者见面。

一幅是沙俄时期圣彼得堡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的16岁女生萨申卡:漂亮、聪明、内向、好读书,多沉思又天真纯洁。另一幅是23年后的萨申卡: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出身、苏联内务部里前程无限、年轻而位高权重的官员的妻子,而其本人是十月革命前入党,担任一家全国性妇女刊物领导,在俄罗斯异常寒冷的冬夜中,被赤裸裸地捆在一所秘密监狱院子边的柱子上,冷彻入骨的水通过内务部秘密警察手中的水管直冲她的躯体,一群醉醺醺的秘密警察围在旁边观看、起哄,打赌要多长时间水才会凝固成冰。

除了讲述那些封藏于历史档案柜中的秘史,作者也尝试通过小说回答上面的疑问,探寻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一切的人间悲剧。因为每当那些似曾相识的灾难在某时某地又一次循环反复地发生,理性在国家机器的倾轧下被拷上了枷锁时,我们不得不作深刻反思,而不应该简单地将所有的罪孽归于某个时代、某条主义或是某个人。

文学是一门关于人性的学问,诸如“揭露”、“批判”、“弘扬”……以及拖曳其后的宾语,只能窄化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文学不向读者说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腐朽,什么进步。给世界一套明晰解释和一个答案,是学者们的任务。文学作为认知世界的一个维度,不依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它与它们彼此补充,相互参映。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结果,他发现了社会机体上的“毒瘤”,从而加以无情地剖析,把致命的“癌细胞”公诸于世了。

蒙蒂菲奥里曾透露,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对话都是从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中来的,都是真实的描述。所描写的环境和气氛,也是参考一些著名的苏联作家所写的作品,如艾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和《1920年日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其他有关苏联历史的经典著作。因此,“莫斯科三部曲”比通常的虚构文学作品,更具有其历史真实性和可读性。

在小说主线剧情的背后,是一部家族苦难史的重拾与祭奠。荒诞、幽默、滑稽的虚构剧情仅仅是用于推动情节发展或是制造人物冲突,然而,作者真正的意图是通过讲述书中角色记忆深处私密的个人史,希冀抚平疯狂年代后的集体创伤。有意思的是,和小说中那些荒唐年代的历史碎片相比,老鳏夫和掘金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反倒更像是现实的倒影,真实可触;而像乌克兰大饥荒、苏联大清洗、集体农庄、知识分子劳改营......等等出现在那个黑白颠倒、强权即真理的时代的历史事件,在如今理性年代的维度去看,竟会让人产生一股晕眩的错觉——那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尽然还真真确确地存在过?那些荒谬至极的浪漫主义难道真的被曾奉为真理?那些沉重苦难的始作俑者不是无情的天灾,而是一个个患有妄想症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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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癌症楼》的全部素材几乎都取自现实生活,有其原型,就连书中写到的两条狗——茹克与托比克,从狗的名字直到通人性的习性,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并非杜撰,这一细节,读者只要参看一下译本前面的“作者生活照”便可一目了然。 “癌症楼”又仿佛是透视灵魂的一面巨大的照妖镜。那些自以为是健康的人,那些在官僚主义机制下“正常”运转的各个“部件”,实际上许多都是灵魂上的病人。像鲁萨诺夫之类的官僚主义者,致命的倒不是他下巴颏那儿的肿瘤,而是灵魂上的“癌细胞”。作者通过描写鲁萨诺夫怎样从一个工人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最后成为一个相当有权势的“领导干部”,揭示出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根源及其道德沦丧、人性混灭的具体过程。鲁萨诺夫当年是靠告密,靠捏造事实、诬陷好人并使其遭到流放、家破人亡,靠踩着别人而升上去的,甚至还趁机霸占别人的住房。而后来,当受害者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先后都回到原来的城市时,鲁萨诺夫却咬牙切齿,对反个人崇拜的人怀恨在心:“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还恬不知耻地说:“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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