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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德精神首先体现在艺术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玛丽安·摩尔 澳门新莆京娱乐app美国意象诗 文化意象 中国审美

2020-03-23 11:23

内容摘要:美国现代诗人玛丽安·摩尔的诗歌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特性,由此扩展了美国现代诗歌的艺术疆域;其所建构的诸多意象弥合了中美文化间的差异,以中国诗文书画互相关联的总体性审美原则推进了美国诗歌意象的转型,进而促成了中美文艺对话的“阐释共享”。摩尔的诗歌创作不仅创造出了具有符号性与写意性的“文化意象”,而且以“中国龙”为核心建构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挚爱与认同;摩尔诗歌中的诸多与中国有关的意象使得美国现代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埃兹拉·庞德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海利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当时着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代表作为《在地铁站内》、《灯火熄灭之时》、《罗曼斯精神》等,为西方诗歌发展做出了贡献。澳门新莆京娱乐app 1

艾兹拉·庞德是英美诗坛的重要人物。英美现代诗歌的历史从庞德开始,并且它的发展是与庞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倡导与推进意象主义与漩涡派文学运动,成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旗手与领袖。他的长篇巨制《诗章》则成为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丰碑。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闻一多等一批中国诗人留学欧美,积极译介与研究庞德。由于庞德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处于新诗建构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有形与无形地体现出庞德影响的痕迹。新时期,人们从庞德与英美现代诗歌、庞德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渊源、庞德与现代翻译理论等各种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庞德以他的诗学理论给中国诗人以很大的影响,他更以对待诗歌与世界文化的态度深入影响中国现当代诗歌,给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关键词:玛丽安·摩尔 美国意象诗 文化意象 中国审美 阐释共享

埃兹拉·庞德 埃兹拉·庞德简介 埃兹拉·庞德,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艺术文学院成员。他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 1885年10月30日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海利镇。在去欧洲以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学,在那里攻读美国历史、古典文学、罗曼斯语言文学。两年后,他转至哈密尔顿大学学习,1906年获硕士学位。1898年庞德首次赴欧,以后于1902年,1906年及1908年先后共四次去欧洲。1908年定居伦敦,以后一度成为伦敦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埃兹拉庞德作品 庞德的诗 庞德最着名的作品,要属意象派名作《在地铁站内》。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从这首诗中,我们充分可以体验到,人面和花瓣的对应制造的底片叠印一般的传神效果,而这种效果也真真切切反映了庞德对意象的内涵。 诗心怪异是现代派诗的特点之一,尤其在这首诗中,意象玄妙,句意悬隔,更增添了诗意的模糊性。建立不可把捉的思想雕塑,或布置不可见底的思想深渊,让读者产生理解的沟坎、陷阱,这就是现代派诗尤其是意象派诗的主要特点,也是这首诗让广大读者难读难解的主要原因吧。 诗人披露的或许是冰山之一角,大量的意义沉没于背后的暗箱之中,这冰山下的丰富意义,有诗学意义、文学意义、美学意义、社会学意义、文化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等,而不是像以前只从审美的角度来解读作品那样单一和贫乏。

  求真务实的态度
  庞德精神首先体现在艺术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庞德要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做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虽然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但他认为创作比理论重要,文学的对象是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要准确地判断人的真实愿望,反对歪曲的“不道德”的虚构,推崇严肃的艺术家以及“能为真实做出见证的、最精确的艺术”。 他也很注重技巧,但他注重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真挚情感。所以,他认为“技巧是真挚情感的考验”。在他的诗歌中,他主张准确传达现代真实情感,强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他的《狂喜》就是诗人对生活与爱情的真实感受。他的前期代表作《休·赛尔温·莫伯利》真实地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历史浓缩在有限的诗篇中,高度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思考。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里程碑”的《诗章》则采用档案型的布局和音乐结构对人类历史与世界文明进行回顾与反思。而求真务实也成为中国诗人基本的创作态度。诗人艾青就一再坚持诗人要说真话。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起回答”。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青一再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并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信念坚持着诗歌的正义与真理。不少中国诗人在世界诗坛萦绕着象征主义的氤氲之气,禁锢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象牙塔之时,以务实的态度坚持为时代、为人民歌唱。诗人闻一多从异国留学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以《死水》发出绝望的歌唱;殷夫等左翼诗人合着时代的脉搏,歌唱劳动,抨击黑暗,唤醒民众。七月诗人主张突入现实,拥抱现实,九叶诗人主张个性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合一,一代“归来”诗人在尝够了虚假的苦头之后也纷纷表示要和“瞒和骗”的文艺决裂。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诗人对庞德精神的“真”与“实”的不同理解。

作者简介:高照成,中国计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明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项目批号:12AZD090】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文学重构’中的中国话语”【项目编号:17NDJC303YB】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2015)”项目支持。

  “日日新”的精神
  现实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对现实反映的诗歌也不断地变化创新。当庞德到达欧洲,面对欧洲文坛死气沉沉的现状,就立志“把它革新”。庞德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因此,他将他的一本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定名为《创新》(make it new)。在诗歌题材内容上,他力避维多利亚诗歌的陈腐、感伤,主张准确客观、言之有物;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他革新浪漫派诗人的渲泄、叫嚣,引入意象概念进行思考与创作。这些成为他对英美诗坛的重要贡献。受庞德“日日新”精神的影响,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胡适突破中国数千年诗歌创作传统,倡导白话新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主张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改良——“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体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则是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破旧立新的典型体现。李金发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写出被人称之为“笨谜”的象征诗。郁达夫的《诗论》一文则高度评价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人“主张完全打破陈腐的格调与死的字句”。可见新诗草创期的中国诗人对革新精神的理解之深。20世纪30年代,施蜇存在主办《现代》杂志时指出,由于现代的生活所给予我们与上代诗人不同的感情,所以就必需用现代新的词藻排列成现代新的诗形来表达现代社会新的感情。艾青强调以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传达新鲜的诗境。新时期舒婷、北岛等突破建国初期写实诗风,写出被当时人们认为晦涩难懂的朦胧诗。特别是第三代诗人,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彻底地反语言、反意象、反文化,思考诗歌本质,开阔诗歌表现空间。庞德“日日新”的精神贯穿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始终。

美国女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以下简称摩尔)1887年11月15日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附近的一个小镇,她生前曾是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发表诗歌并成名后专事写作。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征引的诗句“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就出自她的名为“然而”(Nevertheless)的一首诗作。作为美国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摩尔生前出版过九部诗集,并且获得过美国诗坛宝灵珍奖(Bollingen Prize)、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及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等奖项。摩尔生前对中国文化与艺术极为热爱,她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直言自己前生是一个中国人。由此可见,其对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的深深向往之情。然而,至目前为止国内对该诗人的研究还非常少。鉴于此,为纪念这位对中华文化充满深情厚谊的美国诗人,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摩尔诗歌与中国艺术审美间的相关联系,从诗歌意象的“阐释共享”、诗歌审美的总体性、诗歌的文化意象与文化共享及诗歌的意境建构等几个方面,对其创作中与中国文化意象有关的几首诗歌所展现出来的独特审美价值加以探讨。

  “拿来”的勇气
  庞德为诗歌的民族化与世界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广泛借鉴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他却能立足于美国本土诗歌的发展,以拿来的态度,形成一整套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从而美国诗歌摆脱英国正统的影响,走上现代化与美国化的道路。邵洵美在《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中指出庞德是超越时代的诗人,他不为国界所限止,甚至不为时间的限制,形成所谓的“世界主义的诗”,正确地评价了庞德探索的成功。中国新诗人同样在求新求变之时,立足于中国实际,自觉主动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意识、诗学观念与技巧手法进行借用与移植,形成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内在契合,从而“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 。从胡适开始学习英美诗歌,开展中国白话诗运动,到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成功借鉴,以至九叶诗派在新诗现代化过程中对里尔克、奥登的重视,直到新时期的朦胧诗与后朦胧诗,都志在作如闻一多所说:“不但要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一、诗歌意象的“阐释共享”

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有句名言:“与其下笔千万言,不如一生只写一个意象”。(Pratt,Introduction II)美国现代诗人如此重视意象,其原因在于美国现代诗的主流都从20世纪初对中国的关注中受益,特别是受益于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与视觉艺术的本土化审美与阐释。英美现代诗歌以通过借鉴中国古典诗的“意象化”取代传统的“维多利亚式诗风”为转型标志。然而,最初传入美国的却是日本诗歌,随后美国诗人才接触到作为东方审美主体与本源的中国古典诗歌。庞德在第一次读到中国诗时就说:“读了中国诗才明白什么是意象诗,而不是读日本诗。”(Isaacs 37) 他主张在写诗时要“画出描绘性的冲击与震撼感”。(Pound 59) 这足以说明他对中国诗歌特性的理解:诗文书画一体的独特视觉意象以及“诗乐同源”的总体审美原则。

然而,在对中国诗歌意象的接受与创新中,美国意象派诗人内部也有不同的方向。概括来说,以庞德为代表的诗人主张从“汉字”的表意性并以视觉意象为参照来进行诗歌创新。他所选取的是中国书法艺术;另一个方向则是摩尔的诗歌文化意象。相对于庞德而言,摩尔的方向显示出更多的英诗传统诗格与诗风。T.S.艾略特曾评论道:摩尔的诗“是我们时代诗歌的传世之作,天生的敏感、灵动、与深刻的情感汇融于英语生活的持续之中。”(Perkins 1318-1319) 摩尔诗歌的中国文化意象创新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上世纪20年代开始她曾沉浸于中国绘画,欣赏并收藏中国艺术品,为中国文化的内涵所深深吸引。这一过程近似于美国学者费什(Stanley Fish)所说的“阐释共享”。(Fish 2071)摩尔诗歌一方面极具传统性,特别是美国本土诗风与英国唐恩(John Donne)式的玄学诗意念坚守,另一方面,却与异已的中国诗构成“共享”,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融入。但这并非诗人有意要跨越文化界限,而是由于她在对中国诗歌与艺术传统的接受中,自觉地将中英诗歌传统结合起来。

作为意象诗派中的一员,摩尔的创作原则是:诗歌的意象本质是“无可置换的精准想象”。她认为“诗歌以观察生活为作用”,这是一种以艺术再现生活具象的观念。特别是对“现实的”视觉物象包括自然、社会也包括艺术品的审美再现。她坚持对物象以生活中的“原生敏感”(original sensibility)为审美评价。如果以绘画来比喻,当然不是油画传统中静物画的光线透视与色彩的“写实”艺术,而更多的是中国绘画中的写意性。其他意象派诗人也对此观念极为重视,但摩尔诗中所使用的意象即使是生活中最平凡的物象也并不简单。她的诗歌多围绕一件具体的事物,特别是她所欣赏或收藏的与中国相关的绘画、摄影、雕塑、乐器、甚至一次杂技表演活动而展开。如《蓝虫》(Blue Bug)、《纸鹦鹉》(The Paper Nautilus)、《逻辑与“魔笛”》(Logic and “The Magic Flute”)《啊!成为一条龙》(O to Be a Dragon)等,以直觉切入,以视觉意象来想象,并通过想象达到意象的精准构成。而且正如T.S.艾略特所指出,她主要是从艺术审美而不是从直观的自然美来评价,这就使得“物化的意象”(尤其是动植物的艺术审美性)与中国的咏物诗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中国诗文书画一体的总体审美原则最终成为摩尔诗歌创作的重要理念。

收入1941年出版的诗集《何为岁月》(What Are Years?)中的《光滑而虬蟠的黑绸桃金孃》(Smooth Gnarled Crape Myrtle)则是进一步将精准的意象转化为纯粹的艺术审美趣味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的特点在于,在一首歌咏工艺品的诗中,桃金孃花工艺品被赋予一种中国花鸟画的意象。这种从自然到工艺品再到艺术品的自由想象,建立起诗与画之间的联系。但诗人注重的并不是物象之间的相类似性,而是一种超现实的艺术美学关联,这也是现代诗歌从心理角度来重建现实的规则。诗中以艺术来代表美,与黑格尔美学思想有关,黑格尔《美学》中说道:“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黑格尔 4)黑格尔唯心论美学观念是美国20世纪初期现代诗论的土壤与武库,同时也与中国董其昌先生的画论形成一种跨文化对话。后者说:“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色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董其昌 720)当然,这种将艺术美置于自然美之上的理论与黑格尔学说的命运一样,成了后世攻击的箭垛。我们暂且搁置观念争论,先看摩尔诗中依此原则对艺术美意象的处理,“一只黄铜色的鸟儿/有着草绿色的颈羽/在斜倚的疏枝上跳跃/如同一张中国花鸟画/它是如此有条理的写意/在坚硬的树枝上。”(More 103)[①]

如果将摩尔这种普通的“咏物诗”与庞德的名诗《在地铁站出口处》(In the Station of a Metro)中“湿漉漉的黝黑树枝上的朵朵花瓣”相比,可以说各有特色。庞德诗中是意象诗的“物象并置”(也是一种现代绘画流派)的意象,是自然物象的树、花与人面(有的中国学者将其比作唐诗中的“人面桃花”)的并置形成意象。关于这种意象,庞德曾引用精神分析学的一个词“情结”(complex)来表达,而摩尔诗中的意象则是“中国花鸟画”,将一件工艺品与中国花鸟画联系在一起从而创新意象,这种艺术品的意象并置,是摩尔诗不同于庞德的形式。黑绸桃金孃是工艺品,而中国山水画则成为其兴象,是兴寄之物象。可以说摩尔诗的意象建构其实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工艺品(桃金孃)—中国花鸟画——自然的花鸟。这种写意与西方诗歌从写实进入意象过程相反,当然意象的审美中心其实并不是自然花鸟的本身,而是人类艺术的审美评价,但核心词是“写意”,这是全诗的诗眼。

现代诗相对于传统诗的创新正是这种写意性,写意就是主体观念的再现,意象诗人们用它来对抗浪漫诗人的“自然美”。另一位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弗莱契(J. G. Fletcher)曾挑明了说:“意象诗并不让观念产生一个清晰的结论,也不让诗人长篇大论,那只会把观众引导向空虚的纯粹的美学。无论那些描写自然的诗句是多么的形象,我认为都是不对的,重要的是主体的精神与评价。”(Jones 33) 他所说的“主体的精神与评价”,也即主题观念,相当于中国画的“写意”,这是中国画的基本特色之一。

二、诗歌审美的总体性:视觉与听觉

与其他意象诗人一样,摩尔喜爱中国的山水田园诗、咏物诗特别是论画诗。唐朝诗人李颀、王维的七律诗因“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而为世人称道;特别是咏物诗,诗家的观念是咏物要“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以常见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咏梅诗为例,就是要以主体审美来超越所吟咏的对象,赋予梅花这种植物以君子的高尚道德意象。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写意咏物与摩尔诗歌的意象最接近。摩尔在《纸鹦鹉》(收入诗集《何为岁月》,1941)诗中写道,“那些权威的盼望/是一些雇佣兵们的形态/那些作家们被下午茶的声名/与乘车者们的舒适所俘获/纸鹦鹉般建起了它单薄的透明外壳。”(121)

当然这里未可忽略的是,摩尔对中国花鸟画的审美情趣可能与她个人对动物植物的爱好有关,如蜥蜴、花朵、各种鱼类等都是她诗歌的题材。所以中国花鸟画的草木虫鱼等自然成为审美对象,摩尔热爱艺术,时常囊中羞涩却喜欢收藏艺术作品与工艺品。她经常参观各种艺术展览,并且写下自己购画与欣赏艺术作品的感触,在《当我买画时》(When I Buy Pictures,收入摩尔的第一部《诗选》,1935)等诗中,都曾借助于观赏绘画与艺术品的感想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

如果说中国咏物诗以“不粘不离”的主体写意为主,那么摩尔诗的意象就更具西方现代

诗的“离物”性,具有更为广泛的寄托、反讽与寓意性。摩尔诗中个性化的艺术品对象仍然保持鲜活的形象,但是这种纸鹦鹉则多少带有艺术变形的特点,其审美中也更多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寓。当然,实际上这些艺术由于传播手段的局限,可能并非原汁原味的中国作品,但在20世纪初期到中期,这种艺术给美国受众带来“东方主义”的新奇与异域感。所以在摩尔的诗中其意象也显得波谲云诡,思理幽深,很有玄学诗的意味。《蓝虫》(Tell Me, Tell Me,1966收入诗集《告诉我 、告诉我》)是一首有感于朋友拍摄的照片的诗,并由照片中的蓝虫引起意象之间的转换与并置关系:“柔软的虫子,/……/我不知道你因何而得名,/并且也无意于追究/没有什么比那些乱问的讨厌鬼更烦人/他们总是说“我们要介入”并且/就是如此行事。/我猜测,我想。/我喜欢那个好似鸟巢的面孔。/……/如同“古代中国曲调的回旋,三个手指/拨动十三根丝弦的独奏”/这就是那黄河漩涡的精妙。(218-219)这种从物象到哲理的联系,完全不同于英国玄言诗“把截然不同的意象联系起来”,将一对即将分离的恋人看作圆规的双脚之类。而从蓝虫到中国音乐再到杂技表演,正符合中国的“诗乐同源”的原则。关键并不是从语言到音乐的跨界,而是通过综合美学的本质性转化。当然其中也有一种历史语境与物象等,中国古代音乐在美国的接受是间接的,是通过对唐诗关于音乐的描绘,所以引诗中的三指拨动的十三弦琴是中国音乐意象,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历史联系。

诗文书画相通,从文字到图象的视觉再到音乐与造型艺术。这是中国美学的文学与艺术相通的典型观念。摩尔的诗在美国现代诗歌中并不是成就最高的,但她以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来创作现代诗则远远超过其他同时代诗人。特别是诗中所插入的“空中飞人李秀山”这种“中国极为天真的人”,在美国现代诗歌中非常少见,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对空中飞人的意象摩尔是情有独钟,早期诗作《高空作业者》中的“the steeple-Jack”已经表现出这种兴趣。从先前对空中作业的惊叹发展到以后对空中飞人绝技的艺术审美表达,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的“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之类的场面描写。摩尔诗中所引用的“中国曲调”十三弦演奏也是中国古代乐器,该乐器可能是十三弦古筝。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十三弦”竟然于数百年后重见于异域诗人摩尔的诗中。同时,摩尔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实属一种勇气,这对当时美国长期存在的“排华”倾向,对来势汹汹的抵制中国文化的倾向,都显示出一种不盲目追随时流的独特立场。然而摩尔并不孤单,从庞德、斯特文斯到后来的斯奈德等人的诗歌共同形成了一种时代大潮。而摩尔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坚定地赞赏中国诗歌与艺术审美的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美国批评家认为中国审美的主旨是儒学的教化精神,特别是寓教于乐的功用。《论语·卫灵公》中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论语·阳货》中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二者皆推崇艺术的道德伦理作用。所以美国文学史家们评价摩尔时认为:“她毋宁借用了孔夫子的准则:‘如果存在一把心头修复的利刃,远胜过思想的精确批评’”。(Perkins 1319) 摩尔借用中国诗歌意象对现代美国社会历史以讽寓,其作用是对当时社会风习的一种回应。中国诗学因此成为摩尔矫正时弊的一种艺术伦理精神,这也应是摩尔在美国现代诗人中卓尔不群的原因之一。

三、诗歌的“文化意象”与文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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