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澳门新莆京赌场网址-娱乐app手机网站 > 新莆京 > 《探究》将晚近文学理论,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探究》将晚近文学理论,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2020-03-25 00: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存在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现象,这是学界的共识,但理论界对这一现象的表现形式和深层机理的系统研究却不多见,扬州大学教授姚文放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以下简称《探究》 )出版,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

2010年1月8-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深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圳大学文学院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了“理论的旅行与视界的会通——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外国文学理论跨文化旅行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比较诗学学科的中国情境、突破与发展,文论研究视界互动会通的可能性、空间与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外国文论在中国旅行产生的效应 外国文论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旅行过程中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这不同的效应,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密切关联的。全面反思外国文学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得失,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话题之一。南京大学朱刚认为,中国对欧美批评理论译介的多,分析批评的少;对“方法”套用的多,质疑的少,对概念梳理的多,继续追问的少,尤其缺乏对欧美批评理论做历史分析,较少把批评理论放到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更少把它放到它所“漂移”到的中国语境下进行认识,出现了偏差。上海大学曾军强调西方文论的研究应重视学术史的维度。他认为,现在的西方文论研究将研究降格为译介,将应用简化为横移,忽视了西方文论自身的学术脉络,忽视了理论在旅行中必然会发生的接受变异。兰州大学张进认为,中国语境中的外国文论实质上是“翻译文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也存在思维的盲点或灰色区域。湖南师范大学张文初考察了近三十年来中国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接受,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对西方诗学的接受整体滞后,而90年代以来具有同步性或趋于同步,并具体分析了“滞后模式”与“同步模式”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俄苏文论向来是中国关注的重点。四川大学冯宪光探讨了中国对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问题,他认为,翻译工作成绩巨大,运用到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却很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马批判矛头一方面指向当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极其鲜明,另一个原因是西马理论家的论述非常专业化,重视吸收欧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文学理论的专业知识,构成历史诗学或社会诗学的理论模式。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还停留在对马、恩论述的知识范围内思考问题。对于西马的理论模式,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理解不够,也没有接受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典型问题,它曾一度占据着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地位。北京大学周小仪把典型论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进行反思。他认为,典型论并非当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理论产物,而是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述,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是建立非西方文化主导权的努力,也是赋予文化实践的行为,通过典型论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完成了理论到生活实践的转换,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发言权,虽然还很浅显、粗糙,但毕竟是一种独特的声音。中山大学王坤反思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理论从认识论出发,产生了独特的发展路径:真实一典型一典型环境一抽象概念,要想把文艺学从认识论转到审美上来,必须解决对真实性的审美阐释。文学的真实感是文学的自然效果,应具有“直接的了解性”。南京大学王加兴回顾了俄罗斯关于文学风格研究的历史、存在的问题,强调应将俄罗斯的风格理论与中国传统风格论对比研究才具有参照意义。 随着学术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外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流派和代表人物被引进到中国,它们在中国的研究状况怎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耿海英探讨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她认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基本在结构主义背景下接受t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大规模的译介与研究阶段,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俄苏形式主义中国化阶段;将俄苏形式主义的理论观念普遍运用到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温州大学马大康研究了接受美学的中国之旅,他认为,接受美学的中国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路径和典型形态:金元浦的“顺着讲”、龙协涛的“迎着讲”和朱立元的“拧着讲”。他具体分析了三人的理论创新,揭示了接受美学在中国旅行的复杂情形。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特定的语境中经受重新阐释,发生变异,获得身份确认,只有当它结合新语境对新的现实经验做出有效阐释才能扎下根,并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向新的方向生长。暨南大学黄汉平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弛还检讨了拉康和萨特在中国的研究与接受状况,分析了这些文论家的思想在中国旅行的得失。 二、外国文论研究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 研究外国文论,不仅仅是为研究而研究,重要的是,应思考它们对建设中国现代文论的价值。深圳大学李健探讨了外国文论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建构问题。在他看来,外国文论在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必须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选择一些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现状的理论内容,充实到中国古代或现有的具有民族特色而又鲜活的文论话语中去,而有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组成应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和已经成熟的现代文论话语为主。四川外语学院赵淳论述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他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西方文论的知识原料加工为知识成品的引介和再现生成阶段,二是结合中国文论,将西方文论的知识成品整合进中国语境之中。第一阶段是话语实践的基础性建构工作,当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州大学刘锋杰将中国现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比较,论述了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文论的建构问题。他认为,就文论的科学主义发展路向而言,中国现代文论确实不如西方,而就文论的人文主义发展路向而言,中国现代文论未必不如西方。中国现代文论的人文化程度超过了西方文论,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能够弥补西方文论的不足。 与会学者还具体探讨了外国的国别文论和流派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意义。同济大学高宣扬探讨了德法诗学传统对当代中国诗学研究的启示,他以法国诗人勒内·沙尔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为典范,以法国当代思想家昂利·米歇的生命现象学作为基本方法,集中论述关于荷尔德林和勒内·沙尔这两个典范人物的诗作中表现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内心独特经验的问题,二是关于神秘主义的问题,三是关于语言中的隐喻问题。这些,可以在中国诗学传统中找出类似的经验和论述,有助于诗学的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探讨了后苏联时代文学理论发展对中国当代的启示。他认为,后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民族主义成为后苏联俄国文化转型的主导,限制了当代俄国文学理论,难以提供更多的普适经验。而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正好面临与后苏联时期相反的难题,对外来的文学理论译介与运用热情有余,而对本土的理论资源研究运用不足。四川大学傅其林探讨了布达佩斯学派

历史主义是俄罗斯文论的重要传统,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融合又是俄罗斯文论发展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将形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和历史研究相渗透的研究格局,为文艺学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空间。

钱中文主编

全球化时代,在西方文化理论和价值观念不断入侵和渗透,中国文论话语被长久的移植性生产所占据的状态下,中国文学理论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实现其范式转型与理论重构?中国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文化本土化、民族化与文化一体化、同质化的矛盾?中国文学理论的边界该如何厘定?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何在?正是为了解答中国文学理论所面临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视界融合、平等对话中拓展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新格局,由中国外国文论及比较诗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理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9日至3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

《探究》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所带来的大变化概括归结为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和宗旨九个方面。 《探究》认为,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表现为“后学”理论的兴起,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地盘的挤占,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的风靡一时。其深层机理就文学理论自身而言,一方面是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拓展,从文学拓展为文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理论形态和研究方法等的变化,从“文学理论”变为“理论” ;大而言之既契合审美文化逻辑的发展方向,又是百年哲学、美学形态重构转型的结果。

的伦理学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启示。他认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伦理学美学思想所彰显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融合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尤其是人民文学论的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此外,汕头大学张卫东还以“诗性”和“自我指涉”为例,探讨了西学概念移植和汉语诗学建构问题 三、比较诗学的中国情境、突破与发展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发源地,深圳大学对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84年,便成立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乐黛云、胡经之任正副所长。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一直是深圳大学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周启超认为,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在积极尝试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研究相当活跃,但也存在简单化、绝对化与主观化的局限。究其原因,一则受制于思想资源,二则受制于理论视野。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开展“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构思“理论诗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路向,通过比较诗学的研究,走向理论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追求“深度开采”,立意超越传统的国别文论研究,超越习惯的中西二分框架,有所开放也有所恪守,有所解构更有所建构,开拓出文学理论研究实践中一个新锐的探索路向。深圳大学郁龙余反思了目前的比较诗学研究。在他看来,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红火场面,但是,也存在不少隐忧,主要表现在,在众声喧哗与自说自话的情境中,缺乏切磋与争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无声无息中自生自灭,不能为比较诗学做出有效的学术积累。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重视这种弊端,找出化解的方法,以促进比较诗学研究的繁荣。河南大学张清民追问了比较诗学的三个问题,一是比较诗学学科如何定位?二是比较诗学比较什么?三是比较的目标是什么?并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在他看来,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明显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定位,也没有稳定的研究模式。目前,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仍停留在中西之争上,缺乏“比”的对象。比较诗学的目标是为了提炼生发自己的理论,这在中国,似乎还很遥远。 比较诗学的研究应采取怎样的方法?秉持怎样的立场?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重申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比较诗学”追求。他强调,从具体作家作品出发,在比较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也应属于比较诗学。比较诗学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应追求的目标,同时,也在“可比性”研究的前提上提升了文学研究的价值,赋予比较文学研究以比较诗学的品格。复旦大学汪洪章以维特根斯坦和庄子思想为个案,论述了比较诗学的中国情境与中国立场,他强调,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应秉持“洋为中用”的立场,引入外国文论的理论术语和理论方法,以阐发我国传统文学批评遗产在当代国际文论发展景观中的“普适”价值为指归,比较诗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价值判断,不能忽略民族情境和民族立场。 比较诗学与各种文化、哲学构成一种什么关系?这是跨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必须将比较诗学的研究放置到各种哲学文化背景中开展才能深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探讨了解构论对比较诗学的研究意义。在他看来,解构论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旨趣为比较诗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解构论的“创世论”描述风格激发出比较诗学对原创性的激情,“终结论”的呈现模式启发比较诗学破除一切虚幻的中心和人为框范,拓展诗学文化的生长空间,而“转型论”操作模式催生了比较诗学的“翻译诗学”。这些,都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注入了新质。深圳大学李风亮以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为个案,探讨了“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批评家一方面对异域批评观念作了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对中国问题采取远观姿态,使他们的批评充满了“边缘”情趣与“徘徊”意味,成为当代比较诗学研究必须关注的个案。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研究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全球化的“学术流散”倾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对中国文学理论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均有很大的启发。 四、追求文学理论研究视界互动与会通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的研究,向来有两套人马,采用的是两种话语,而这两套人马和两种话语很少相互交流,更无论会通。其主要原因是,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具有不可通约性,缺少可比性。四川大学曹顺庆则坚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具有可比性和通约性,存在对话的基础。首先,从影响上看,中国传统思想也曾影响过现代西方文论,成为现代西方文论的思想来源之一。瑞恰兹、德里达、海德格尔等人的文论思想就与中国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曾经受西方文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在新时期以来,或者是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成长的。其次,从平行研究上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具有对话的基础。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有很多问题是互通的、可以对话的,而对话的途径就是中国文论的中国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只有在对话中才会孕育无限的学术生机。周启超则强调着力推进国内外国文学界不同语种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着力推进国内外国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与中国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着力推进国内文论界与国外文论界之间的会通,这样,才有利于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在视界上的盲区,将文学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入。河南大学张云鹏认为,在强调视界融合与会通的同时,还应注重“差异”与“对话”,差异取决于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传统,对话是为了兼容并蓄,吐故纳新。 如何实现中西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界互动与会通?不少学者以具体的理论问题研究做出了回应。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分析了中西文学理论中的言意问题。在她看来,历史上中西哲人和文人都曾表现出对语言局限性的思考与反抗。中国古代强调“言不尽意”、“文不逮意”、“不落言筌”,西方则更激进,强调“开口便俗”、语言乃迷误之源、语言是“桥”又是“墙”等。她归结:中国文论在言和意的矛盾面前逐渐走向空灵与神秘,从语言退出进入玄思、神游的状态,而西方则显示出一种怀疑与多元的倾向,在对语言的颠覆中发现了一个自如的游戏空间。武汉大学吴泓缈从主体间性、对话与“仁”的问题着手,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纵向结构,中国文化是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客体是一种占有关系,横向结构主客体是一种善待关系,两者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认识差异,也是为了追求会通,是文学理论会通的一个重要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李正荣比较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命题与亚里斯多德的“第二实体”的理论价值,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论研究会通的实例。 本次学术研讨会,学者们本着真诚、务实的态度。相互商讨,平等争论,共同展望中国文学理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前景,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大会对文学理论研究视界会通的重视与强调,必将改变当代中国文论界古典、外国、现代三家不相往来、相互隔膜的格局,从而,将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俄罗斯文艺学/历史主义/结构

杨子彦 丁国旗 董树宝 贾一心编

来自全国各地40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90余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建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吴晓都研究员,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教授,中国外国文论及比较诗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研究员分别致辞。大会共安排三场主题发言和四场小组讨论,收到研究论文50余篇。

《探究》一书和姚文放以往的著述一样,具有宏阔和大气的特点。尽管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晚近数十年的文学理论,但开篇论述的就是“百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 ,第十五章更是纵横捭阖,上下千年,纵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往往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学说任由驱使,古代贤哲、学界大伽,尽聚笔端。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文学理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展开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探讨。

《探究》一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思路清晰、语言简洁、论述深入浅出。这些特点对一部以“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来说实属难得。无论是对某一理论思潮发展脉络的梳理,还是对某一学者思想理路的探析,均能做到条分缕析、举重若轻。

内容提要:《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化的转型》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2008年度年会会刊,全面总结了建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收录了有关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美学、古代文论、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目 录:三十年间科学发展观与文学研究以人为本:文学发展和繁荣的灵魂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及其理论意义的与时俱进——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的新境界革新一种思路——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文学研究的学理规则分析论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开放性沦建设创新型国家视阈中的文艺理论创新问题论作品与文本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中国文学批评三十年从文艺社会学看中国文论三十年新时期语言批评三十年:回顾与反思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的复活新理性主义与中国文论建设审美主义的勃兴和式微: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论话语的转型文艺学范式的重构及其文化阐释文化批评的当代转型与文艺学的学科重建简论文艺创作反映论与文艺理论的实践创新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文化生态理解与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新批评”派的“范例”及其历史意义镜像中的理论狂欢——现代文论话语的引进与误读中国文论研究的间性拓展跨文化视界中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当代艺术经济的研究视角活态文化及其对文艺学的挑战文论创新的“现代”资源——对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文论的一种期望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论资源的发掘与传承文艺学中形式范畴的语义分析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话题疲劳与问题转换——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转向文学与社会意识结构关系研究身份认同问题三论新时期与新的生态审美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审美文化史”的写作方法道言悖反与审美超越——道家语言哲学及其美学意义新探“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从审美文化到消费文化——女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沟通与对话:审美文化与文学研究审美文化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转型期中国美学与审美现代性问题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三十年回望国外生态美学状况美作为一种更高的法则——论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价值祈向谢林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向与反思消解与重构:罗蒂后哲学美学的双重文化追求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与中国文论两种传统西方原型批评的中国化及其与中国古典意象论的互通性弗洛伊德“升华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观点的再解读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兼论中西美学对话的基础和前景解构理论视阈下中外文艺美学的对话与交流也谈“美从何处寻?”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对道拉起源故事中“通过仪式”的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失语·转换·正名——对古代文论十年转换之路的回顾与追问(高文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因”与“范式”(杨星映)“文,心学也”——中国古代的文学表现论(祁志祥)祈向多元——中国诗学解释学基本阐释向度论(李有光)比兴与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的建设(李健)植根传统对话会通——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王则远)试论“中国文论”的区别性(牛月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西厢记》文本的深层文化分析(樊宝英)《文心雕龙》的审美范畴对外来佛教语词的吸收和借鉴(普慧)浅析陶渊明诗中的“立功”思想(刘焱)王国维“隔”与“不隔”理论的感悟特质——撼悟诗学现代转型系列论文之一(欧阳文风)从整一多元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彭书麟)试论“两种生产”对青海审美文化的影响(李景隆)-_诗态:民族精神的个体呈现(贾一心)-_说唱艺术对话藏族现代小说(刘玉丽)-_鲜卑诗人元好问文论思想中的民族基质(董平)土族女诗人李宜晴叹世嗟生类诗词探析(王宝琴)从民族作家个体意识辨析其文化身份——析扎西达娃的作品(张慧玲)……书 摘三十年间

一、跨学科视域中的文学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化研究思潮被陆续介绍到国内,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掀起了文化转向的波澜。

作为一部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 《探究》的宗旨是“回到中国问题” 。除了以专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收官之外, 《探究》对每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仅从章节标题来看第七章有“文学经典之争在中国” 、第九章有“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等小节。

基于对文学和社会历史关系的科学认识,文艺学的历史主义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以及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代表人物,对历史主义都有深刻的阐述。他们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续性,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学发展是有社会历史原因可寻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出现之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文艺学的历史主义更有了全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钱中文

在此次会议有关文学理论之文化转向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金惠敏研究员认为未来的文化研究将走向超越“现代性”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能避免“大全”和“整体”的文化帝国主义嫌疑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然无视,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中国社科院叶舒宪研究员则指出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之渊源是文化人类学转向,以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姿态出现的文学人类学对于促进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范式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深圳大学李健教授通过回顾总结胡经之先生的学术历程,认为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不仅是胡经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路向,同时也昭示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政治与文学、审美之间历来便是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与会学者结合当前时代的文化现状,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首都师大陶东风教授认为,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真正危害,并非缺乏什么抽象的“崇高理想”、“终极关怀”、“宗教精神”,而在于娱乐自由和消费自由对于政治自由的遮蔽。因此,真正的文化批评应该超于狭隘的学院精英主义立场,拒绝抽象的审美主义批判和道德主义批判,而走向具体的、扎根本土现实语境的政治批判。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等三个维度对“文化政治”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与社会政治不同,文化政治不关心权力关系,不注重宏大叙事,不割离审美与政治的关联,而是关心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关注局部性、微细性的事物与个体的人生、生命、生活、生理、心理等具体方面,注重审美与社会实践的呼应与衔接。哥伦比亚大学Mahmood Mamadani教授则从文学和文化层面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进行了解读。作为社会事件的话语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对法国话语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认为福柯式的法国话语理论对当代哲学、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但在如何强化话语理论与社会制度实践、物质实践的关联以及如何确立一些反话语的策略等方面存在弊病和不足。西南大学代迅教授探讨了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问题。他认为改变中国文论“述而不作”、“依经立义”的传统及其经验性、点悟性特征,吸取西方文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于推动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彭修银教授从结构张力、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实践性张力、包容吸纳张力等四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张力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毓红教授探讨了文学批评话语存在与分析的意义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面对言语事实,从自身出发,将批评话语的基本构成、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及其生成过程、运作方式等问题清理出来,批评话语分析工作才会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一部理论著作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阅读,主要还是看有没有理论创新。 《探究》的创新之处既体现在作者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的揭示和论述,也体现在作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如对话语理论与文学理论范式转换论述,对“症候解读”理论和方法的爬梳和解析就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进入20世纪,传统的历史主义面临挑战,一方面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强调以文本为中心,抛弃了历史;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暴露出既忽视主体又忽视文本的历史决定论的缺陷。于是新历史主义在批判文本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试图使文艺学研究重新回到历史语境,同时又同文本紧密结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引下,逐渐走一个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精神文明不断需要提升的时代,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

二、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由独立自足的封闭状态走向跨文化的视界融合,已然成为文学理论实现范式转换和理论重构的必要途径。

“文学性”问题是《探究》研究的核心问题。 《探究》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成为西方百年文学理论各家各派成言立说的缘起,也凝定了各家各派的理论学说的现代性魂魄,并进一步辨析了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接受美学与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的渊源与关联;《探究》还认为百年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机理与路径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都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 《探究》在综述了围绕“文学性”问题的相关讨论之后指出,这些讨论都搁置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那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何在。 《探究》借此展开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论述,并得出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型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的结论。

按道理说,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文论理应有比较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其实不然,在历史主义还来不及扎根的时候,面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浪潮,我们很快淡漠历史主义,跟着人家大讲形式、结构和语言。当人家发现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不足,又回到历史,亮出新历史主义,我们简直就手足无措了。还没有弄清楚新历史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们又跟着既反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又反对历史主义,好像历史主义已经一文不值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既没有真正吸收新历史主义的精华,又把历史主义优良传统完全丢掉了。在文艺学研究中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对新潮文论缺乏理性分析,一味生吞活剥,对传统的文论也缺乏认真清理、辩证对待,简单斥之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也许是文艺学长期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我国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学术发展的空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1]

在关于跨文化语境下的西方文论研究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周启超研究员认为坚持国外资源的多方吸纳与本土资源的深度开采,在兼收并举与平等对话中实现同不同文化形态、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当代国外文学理论气象的基本表征。湖南师大张文初教授和黑龙江大学马汉广教授都谈到了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前者通过阐释异托邦的内涵及特征,以俄国形式主义、艾略特等人的象征主义、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等诗学形态为案例,分析了20世纪前期西方诗学的异托邦倾向。后者则认为异托邦是一个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融合统一的空间拓扑结构,是福柯以话语理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念的集中体现,历史之维就是在异托邦中以某种特殊的空间艺术展示出来。西北大学段建军教授立足于巴赫金生存诗学视角,探讨了“自我”与“他人”在审美创造与生存实践中的共生关系,揭示了巴赫金这一思想所开启的独特的生存诗学意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李茂增副教授结合卢卡奇有关现实主义小说的使命与特质的论述,对其历史总体性思想进行了阐释。陕西师大赵文副教授对《新左派评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于“世界文学”的争论进行了解读。在关于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研究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党圣元研究员和史忠义研究员都从跨文化的视角对《文心雕龙》进行了探讨。前者对《文心雕龙》有别于“纯文学”的“大文论观”进行了分析,认为刘勰的“宗经”思想、五经皆文的观念、“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想态度、“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思想方法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后者将《文心雕龙》置于世界诗学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指出《原道》、《征圣》、《宗经》原则的普遍性以及《文心雕龙》与现当代文学理论的互补性,提出“诗言志”的真谛是言万物之生命意志的观点。陕西师大裴亚莉教授选取《白毛女》、《祝福》和《李双双》三部影片对喜儿、祥林嫂和李双双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探讨了在新中国17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和各种人群的信仰表达问题。华东师大筑洪波教授借助“互文性”、“拼贴法”等西方文论话语对《西游记》的经典化机制进行了新的阐发,认为当代西方经典理论与《西游记》的经典化历程完全吻合。除以上对中、西方文论各有偏重的讨论之外,湖南师大赵炎秋教授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对文学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现象做了分析,指出了它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角色的淡化、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身份的虚化和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暂时退出故事。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对东西方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及其在塑造人性、激发理想等方面的价值功能进行了探讨。西北大学高字民副教授则讨论了作为跨文化戏剧之典型的大型现代舞剧《海伦之梦》对于当代中国戏剧在艺术创作、产业运作、跨文化交流、国际传播方面的启示意义。

“文学性”问题无疑是研究百年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机理与路径的大关节目, 《探究》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就是抓住了关键。但《探究》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却值得商榷。比如说西方关于“什么是文学”最早的经典界定是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作出的,文学理论的自觉也由此开启。窃以为文学理论的自觉并非始自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而是始自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这就是将诗艺视为“想象的作品” ,视为“美的艺术”之一。实际上《探究》在追溯西方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本质的本体论的源流时,也是从亚里士多德说起的。而将诗视为“想象的作品”的观点则常常出现在谈论诗艺与历史、诗艺与哲学、诗艺与绘画等的区别的论著中。另外我国现代学者作家在谈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与文学时常常使用“美术”和“美文学”的概念,也从理论接受的角度说明,王国维、蔡元培和鲁迅等的现代文学观念是来自西方“美的艺术”的理论。

文艺学研究历史主义的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艺理论如何实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看来有几层意思,一是解放思想,目的要使思想符合实际情况,要承认生活实践不断在发生变化,思想是需要不断解放、不能自我封闭,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更新的精神现象,发展、更新永无止境。封闭的思想是存在的,可能它会活跃于一时,但是时间久了,不能跟随生活的变化而演变,就会变成墨守成规、脱离实际、失去么生命力的东西。或是人为地把生动的思想封闭起来,使它教条化,这就不是发扬它的光辉,而是使它走上穷途末路了。二是解放什么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解放原有的思想,已经不符生活实际的思想。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原则,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具体问题与具体思想则在各个不同时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实际需要,改变其表达的形式而获得丰富。至于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各种不适应现状的制度、体制、思想、理论;就是开放自己,更新自己,使我们形成兼容并包的胸怀;就是开放中外古今,从中吸取各个方面的经验与长处,把它们看作建设我们文化的思想资料;同时开放学科自身,并在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形成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文化全球化时代,面对生存语境与文化背景的转变,文学理论如何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中开展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成为与会代表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总之,瑕不掩瑜, 《探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中国问题为旨归研究西方后学理论的文学理论著作。

文论研究只讲逻辑不讲历史,不重视历史语境,不在掌握资料方面下苦功,只热衷于关起门来搞名词概念翻新,搞所谓理论体系建构。这种研究看起来很热闹,但由于缺乏历史意识,不能还原历史语境,结果只能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谈不上历史的深度,更谈不上理论创新。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之间,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独立自主阶段。此时中外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文革中的独霸一时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被提了出来,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中断已久的外国文学理论如饥如渴地被大力介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世纪末之间,通过冷静的反思,在文化市场形成中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消极因素,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和在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影响下,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出现了理论著作多样化的实绩。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消亡声中和“文化一体化”的讨论中,我国文学理论加强了本土化也即中国特色的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建构。这个总体过程的各个阶段,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的主要宗旨是,要使文学创作获得正常发展,使文学成为人的文学,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进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发展文学理论的多样化形态。

中国社科院吴晓都研究员对已遭闲置的俄苏传统思想资源进行了回溯研究,认为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俄苏文艺思想遗产,对于俄苏文艺“思想形象”的重构、俄苏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以及文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陕西师大尤西林教授认为应当在人文学科的建构中去思考文学理论,并将文学经验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使文学理论成为既不脱离经验又保持理性思考的人文学科。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对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思考。他主张学界不宜仅仅“求同”,更应将差异性纳入可比性内涵之中。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的趋势是世界文学发展阶段,而承认文明之异质性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将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陕西师大李西建教授通过论述“后理论”概念的演化、内涵以及它所赖以形成的文化场域,分析了该问题对于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的生成在知识面貌、知识范式、理论表征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路径及选择进行了探讨。华中师大胡亚敏教授对中国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价值判断缺失和失范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其根本症结不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政策法规的缺陷,而在于人性尤其是民族性上的劣根性。中山大学王坤教授基于对文学理论的知识性与教育性双重特性的分析,阐释了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之本体论根基及其缺陷,认为文学理论重构的关键在于反思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弊病,将文学当作文学而不是生产知识的原材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弛教授对后现代之后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只有重建诗学的基本价值与评判标准,重建人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联系,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才具有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云雷副研究员以中国与中国文学的阐释为核心,通过讨论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世界格局中的价值观及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底层文学”传统及其可能性等问题,认为能否呈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展示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微妙和矛盾之处、探讨并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发展出一种新的美学,是当今中国文学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陕西师大张俊副教授认为“理论”与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两次转型变迁,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放弃固有边界及学科自足性,成为一种新的跨界知识形态。山东师大和磊副教授结合当代中国文艺学话语建构的现状,认为文艺学学科建设应回到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一原点问题之上。山东大学杨建刚博士后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之考辩,指出了两者对话沟通的可能性,认为对话沟通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促进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深层沟通与融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所当然地,学术原典翻译与文学理论建设问题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视。暨南大学黄汉平教授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指出了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新趋向,从翻译主体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并探讨了西方一些主要的译学流派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社科院傅浩研究员则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提出了“贴与离”的理论,就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词法、句法、说法如何恰到好处地处理贴近理论与远离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陕西师大文学院裴亚莉教授、苏仲乐教授、陈越副教授、张俊副教授、赵文副教授、唐健军副教授、霍炬博士、刘凯博士、杨国庆博士等中青年学者精心准备的一组译文作品也参与了会议研讨,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由澳门新莆京赌场网址-娱乐app手机网站发布于新莆京,转载请注明出处:《探究》将晚近文学理论,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关键词:

  • 上一篇:没有了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