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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一代人开始可以不再受到战争的影响澳门新莆京赌场网址,她一遍又一遍问起作者父母的情况和移居后的生活

2020-03-26 10:32

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这些拒绝同我谈话的人中,有赫尔曼·戈林的女儿,虽然我后来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关于她的专访。并非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会出现在我的书中。我希望我的书同时涉及纳粹的显要人物和普通追随者。只注意纳粹要人的子女会使本书别有一种意味,而这正是我力图避免的。毕竟,第三帝国不仅仅是由领袖组成,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的忠实而体面的政府职员——警察、官员、铁路职工、教师,等等,润滑了纳粹专制的车轮。我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人。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子女:他们如何成长,知道些什么,问过哪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带着这些秘密生活的。

从14段真实的经历,我们可以解读出下面一种现状:这些子女之所以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是因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长大以后,则不敢或不忍去问父母事情的真相,因为深怕知道真相的自己无法面再如之前那样面对父母。也有就是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提及此事时,再次深深地自责。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有很可能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对父母之爱,也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

  有关受害者的认定,在联邦德国经历了从模糊走向清晰的复杂过程。  盟军占领时期的强制改造与赔偿措施,在德国社会确定受害者身份的历程中起到了双面效果:一方面,德国公众通过盟军展示的集中营或被占领土的照片及影像,对战争造成的直接伤害有所了解,进而对那些受害者产生了同情心,德国媒体将后者统称为“纳粹受害者”;另一方面,由改造、拆卸、迁徙等行动带来的切肤之痛,却让为数不少的普通德国人把自己视作“受害者”。这两种表述后来都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德国的二战反省。  上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审判让“奥斯维辛”成为屠犹的最大隐喻,犹太人作为纳粹政权的最大受害者群体这一身份被世人知晓。由于上世纪50年代后德以关系不断推进以及德裔美国犹太人持续施压,自70年代后,对于屠犹的记叙开始成为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最终促成了1999年“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  吉普赛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德国社会不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受害者群体。这是同德国社会不断开放和吉普赛人持续施压有关。在“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附近,柏林市政府建起了“纳粹时期被害吉普赛人纪念地”。  同样被纳粹政权迫害的德国左翼政治家们(包括德共党员),虽然也被教科书列入受害者名录,但和苏联战俘、被占领土上的游击战士等受害者群体一样,其影响力远远不如前两个群体。  1996年起,德国为向外界展示官方在受害者认定上的态度,设立了一个新渠道:即国会议长在新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又被简称为“大屠杀纪念日”)仪式上的演讲。该纪念日被设定在1月27日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理想国译丛序

许多年后,儿子在一场音乐会上碰到伊娜,讲了他与父母的这场冲突。伊娜告诉他,她并不是犹太人,他显然误解了她讲的一些事情。但正是这种“误解”,给了儿子离家出走的勇气。现在,他是一位音乐家,主要同演奏传统犹太音乐的团体合作。

本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是一位犹太移民。二战结束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则数不胜数。作者的青少年时代也完全是和纳粹分子的子女一起度过的,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甚至恋爱。然而,作者回想起来,他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纳粹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实际上这些孩子并不是故意回避,而是他们的父母几乎从来没有向他们谈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就无从谈起。

  战争反省并非易事。它向上牵涉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身份建构,向下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位当事人及其后辈的自我评价。战败国唯有经过反省的历史观才能直面现实、走向未来。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联邦德国在二战反省问题上锲而不舍达成共识的进程,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战后德国重获国际社会认可并强势崛起的文化动力。  在德国,有关二战反省的问题,拥有一个专业术语:“克服历史”。所谓“克服”,不是“遗忘”或“否认”,而是指找到一种对待“沉重历史负担”的方法。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克服历史”的态度与途径各有千秋,由此出现了多次争论。究其本质,这些争论围绕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谁是行凶者?谁是受害者?国家如何向受害者表达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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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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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害者表达歉意:国家承担从经济到政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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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渐明白,必须改变提问的方式。有了最初的经验,我会将一些人的父亲称作“纳粹时代的活跃人物”或“政治上的卷入者”。有时,我甚至许诺可以通过采访来洗刷他们父辈受到的指控。这样,本书便包含了对各色人等的采访,有名人的子女,也有普通人的子女;有人痛恨他们的父母,有人仍然崇拜他们;有人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杀人犯,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或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寻常百姓。我没有费力去为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分类,更没有按照他们的态度去评判他们。这些事情要留给专家去做。我无意自称书中的汇编是科学抽样调查的结果。它不过是杂糅了当今德国和奥地利一些人的生活片断。在我采访的四十个人中,我发现他们对父母的行为反应各异。然而,尽管反应有种种不同,却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作者在本书结尾有这样一段论述:“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从头至尾,本书给我一种沉闷、压抑甚至撕裂的感觉。从道德、亲情、大众心理学等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什么结论,都是令人不快的。无论什么原因,战争都是大规模国家、民族、家庭惨剧的罪魁祸首。祈愿人类永远远离战争,祈愿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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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的医生臭名远扬:参与屠杀的筛选过程——在火车将大批犹太人送达时,由医生筛选出不具备劳动能力、必须立即处死的人;进行医学实验——绝育实验、测试新药。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门格勒的博士,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作者曾亲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次在伦敦邂逅一位德国女学生,并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两人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作者忽然说:“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对方起初不明白在作者在说什么。作者解释说,他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于是欢乐也随之结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作者父母的情况和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作者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界定战争责任者:“克服历史”第一道门槛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批犯人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在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过程中,党卫队和卡波们对于被送到这里来干活的囚犯已经是冷酷和残忍到极点,正是他们创造了这种残忍的文化。因此,想要在集中营里活命,就必须学会设别党卫队守兵的性格,不同的守兵和卡波对待下属也有区别。有的极其残酷有的又是有同情心的(只是个别)。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人的花招,11号楼是狱中之狱,进去接受惩罚的人很少能或者回来。

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 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本书收集了作者对14个纳粹子女的访谈记录。涉及他们的亲身经历,与父母的私人信件甚至家庭隐私。采访过程其实并不顺利,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

  在一步步确认行凶者与受害者身份的同时,国家表达歉意的行动也在推进中。  德国的最初道歉行动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盟军高压下不得不认同的“接受审判”。在“非纳粹化”中,从纽伦堡到各占区的军事法庭,再到德国民事法庭,数以十万计的德国人被处以各种刑罚,以示对所有受害者的宽慰。  从第一届政府上台开始,经济赔偿成为联邦德国的一种基本道歉手段。1952年,德以两国签订《卢森堡条约》,创下战败国主动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先例。据统计,到2000年为止,被害犹太人群体获得的赔偿超过1500亿马克。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联邦赔偿法》,把赔偿对象延伸到所有受害者。新世纪初德国政府又联合一批大型企业,对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工”赔偿了100亿美元。  相对于经济歉意而言,政治歉意的表达显得更加重要。阿登纳担任总理时,曾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法定继承者,因而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联邦德国在政治歉意上的立场得以明确。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把5月8日对于德国的纪念意义从战败日扭转为胜利日(“感谢盟军把我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做法,也是一种表达政治歉意的行为。

坚定的信仰——德国耶和华见证人对创始人耶和华的信仰,导致他们宁愿失去自由受押于奥斯维辛,或是成为纳粹党卫队的仆人,也不愿意签署放弃信仰的声明而获得自由。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忠心耿耿满腔热情地照看纳粹党卫队的家人,而纳粹却禁止他们见自己的家人。

就下层纳粹分子而言,我依赖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线索了解他们。如此一来,我与一些自愿承认其父母是纳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要采访的是纳粹子女,而非行凶作恶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我只关心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否把父母当作纳粹分子看待。我没有同他们任何人的父母谈过话。评价父母最重要的标准是儿女的看法。

作者|孟钟捷(本校历史系教授)

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在作者里斯看来:纳粹党们习惯性用“执行命令”和“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事实上纳粹行凶者对他们个人的行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们不仅促成了奥斯维辛的发展,也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有很多的纳粹行凶者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于内因(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这样做),一个不难想象的解释是,早在希特勒出现之前,反犹主义思想就已经见诸德国社会,许多人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的整体信念被如此之多的纳粹分子内化于心,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

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或许是,战后的一代人从未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那些身着党卫军制服、坚信希特勒和最后会取得胜利的容光焕发的“青年英雄”,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子女,只有在照片上和书本中才能感受他们的辉煌。而在战争结束时和结束后,儿女记忆中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在大军进逼下仓惶逃窜,遭受狂轰滥炸,无家可归,求职无门,躲避盟军警方的搜捕,锒铛入狱。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母就是这样一些牺牲品,一场输掉了的战争的牺牲品。一位妇女的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曾在集中营身居要职,她形容父亲时说道:“一个神经质的、战战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亲没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门。”她问道:“那些应对千百万人的死负责任的权力狂,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吗?我绝对看不出父亲会有那么大本事。”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从来没有感受过父辈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儿女们年幼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们一旦长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战争时期充当的实际角色,自己往往又成为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心态的受害者,虽然战争输掉了,这种心态却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义的氛围。外部环境改变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深深植根于那些行凶作恶者及其亲友的头脑中。因此,战后的一代发现自己夹缠在外部的民主结构和家庭的法西斯结构之中。

来源|文汇报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邪恶存在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

以下为本书的序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谁是受害者?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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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在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或者评判父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编辑|吴潇岚

“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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