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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的历史澳门新莆京赌场网址:》导言里,记忆建构的实践研究

2020-01-12 12:39

2011年3月初,耶路撒冷,阴冷寒湿。

进入专题: 纳粹记忆   联邦德国  

  近年来,为战后德国史学的重生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历史学家,正在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份逝者名单中包括韦勒(H-U.Wehler,1931—2014)、蒙森(H.Mommsen,1930—2015)、李特(G.A.Ritter,1929—2015)、冯塔登(R.v.Thadden,1932—2015)、布拉赫(K.D.Bracher,1922—2016)等人。随着他们的逝去,其所信奉的德国人的自我批判史观和聚焦于俾斯麦帝国的历史视野也越发失去阐释权。与之相应,年轻一代新的历史观和研究旨趣则日益占据核心地位。

  战争反省并非易事。它向上牵涉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身份建构,向下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位当事人及其后辈的自我评价。战败国唯有经过反省的历史观才能直面现实、走向未来。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联邦德国在二战反省问题上锲而不舍达成共识的进程,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战后德国重获国际社会认可并强势崛起的文化动力。  在德国,有关二战反省的问题,拥有一个专业术语:“克服历史”。所谓“克服”,不是“遗忘”或“否认”,而是指找到一种对待“沉重历史负担”的方法。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克服历史”的态度与途径各有千秋,由此出现了多次争论。究其本质,这些争论围绕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谁是行凶者?谁是受害者?国家如何向受害者表达歉意?

  近年来,“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记忆研究”也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领域。代表性的比如历史学对欧洲中世纪共同体的死亡追悼的社会史研究,以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国家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为焦点的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以及《记忆之场》的编者皮埃尔·诺拉为代表的通过对集体记忆的表象“记忆之场”的分析,揭示一个社会集团如何表象自身过去的研究。此外,还有大量将个人生活体验挖掘整理作为同时代史的史料利用的口述历史研究等。

我应邀参加希伯来大学举办的“记忆研究与日常实践”国际研讨会。飞机迟至深夜抵达,次日一早来不及倒时差,匆匆赶往会场。穿过由荷枪实弹士兵把守的希伯来大学正门旁的小门,刚进入校园,便被告知立刻上车。原来,天气预报说沙尘暴将临,主办方决定将会后参观改在会前。小面包车载着一行人颠簸到一处被黄沙包围的旷野——马萨达(Masada)。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反抗罗马军队起义,奋锐党人夺回由希律王建造的马萨达要塞。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奋锐党残余逃到马萨达,凭险继续抵抗。3年后,罗马军队终于攻破要塞,看到的是一座尸横遍地的死城。不愿为奴的犹太人尽皆自杀。马萨达要塞遗址高出地面至少30米,登高望远,黄尘无际,沧海桑田,令人有一种悲凉感。盘桓中,转眼到了午饭时间,一行人三三两两,边聊边吞咽汉堡,这时一位女士亲切地向笔者搭话,就此聊起了记忆与历史,两天后方知该女士竟是大名鼎鼎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发明者阿莱达·阿斯曼。

范丁梁  

两大新主题:记忆和时间

界定战争责任者:“克服历史”第一道门槛

  记忆不仅对个体生命极其重要,对整个人类群体而言,也是认识自我和建构认同的根本手段。当代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化和变革的历史关头,如何通过建构社会记忆提升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质量,是中国面向未来、进一步走向世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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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兴的研究对象中,“记忆”和“时间”是两大不断被德国学者深化的主题。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繁荣的记忆文化研究,在新世纪发现了一个隐匿已久的对象——“遗忘”。施韦德勒(G.Schwedler)和阿斯曼(A.Assmann)等研究者意识到,人类生命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不是记忆而是遗忘,而这种遗忘是可以被操控的。因此,近年来,他们着重研究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框架下文化性遗忘的形式和功能,研究从古代到中世纪以抹杀个体在集体记忆中的存在为目标的“除忆诅咒”,研究近现代史中有意或无意“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或者代群。

  有关战争责任者的问题,是联邦德国“克服历史”道路上的第一道门槛。  战后初期,盟军曾对此做出过区分。当时,行凶者的身份认定一方面被德国社会视作“胜利者的惩罚”,另一方面,德国一些知识分子还努力抵制盟军用以改造德国的“集体罪责论”,试图通过各种理论学说撇清德国大众与二战的关系。  1949年后,行凶者名录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之一,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重返政坛的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的最初十年间,阿登纳总理便以“恢复正常状态”为名,推动两部《大赦法》问世。在此影响下,大量前纳粹分子被释放,重新获得公职,甚至身居要位,其中最著名者是总理办公厅主任汉斯·格洛布克,他曾是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的评议人。《明镜》周刊对此进行了数月跟踪调查,并引发了一场反对拥有政治污点者重返政坛为目标的社会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伴随法兰克福审判而进入行凶者名录的是那些集中营看守们。他们是低级军官或下级党卫队成员,在法庭上总以“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然而这些借口在哲学家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平庸之恶”批判中显得苍白无力。德国老百姓从此开始反思“小人物”在纳粹罪行中的责任问题。这种思路直至今日也未消失。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连续剧《大屠杀》让普通德国人首次真正思考“集体罪责”的可能性问题。联邦德国官方从来不承认每个德国人都有罪的观点,但同时强调人人必须对纳粹罪行承担责任的立场,正如1985年,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在其闻名于世的国会演讲中强调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有罪还是无罪,无论年长还是年少,都必须接受过去。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后果的影响并且为其承担责任”。  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被加入行凶者名录的是纳粹时期的军人。众所周知,没有军队的支持,希特勒不可能发动战争。然而,1945年后普通军人很少受到清算。对于几乎每户家庭都曾贡献过至少1名军人的德国社会而言,“清白武装部队神话”便成为二战记忆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1995年起,一批公共历史学家在德奥等地组织了数十场所谓“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以照片影像材料告诉老百姓,这些曾经被认为“清白”的德国军人在东线也是在进行一场“灭绝性的种族战争”,他们并非无辜之辈。

  7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哲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举办了题为“文化创伤、公共记忆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跨学科工作坊。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对话,理论层面专注于“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实践层面则聚焦“记忆建构的实践研究”。

阿莱达·阿斯曼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巩特尔·鲍恩康是著名的《新约》学者。1966-1972年,阿斯曼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与埃及学。1977年,她以“虚构的合理性”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2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获得特许任教资格。一年后,成为康斯坦茨大学英语和文学教授。阿斯曼早期研究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史,1990年代后转为研究文化人类学,尤其着眼于“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这是她和丈夫海德堡大学著名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共同创造的术语。

   内容提要:二战一结束,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以及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和“集体罪责”的指责,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和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的推动下,德国人开始从自身历史中寻找受害的根源,这种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基民盟/基社盟保守主义的历史政策将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比特堡事件中,出现了以塑造德国人自我认同为目标的“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新的复苏和膨胀,涌现出大量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在这种控诉式的记忆呈现模式中,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逐渐呈现“攻击性”,隐含着与犹太人的受害者话语竞争的趋势。德国人本身的二战创伤记忆自有其合法性和意义,不应将其妖魔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在公共领域深入讨论它,批判而不是否定地看待它,并且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进一步将其欧洲化。

  另一方面,沿着历史理论家科泽勒克(R.Koselleck)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开辟的道路,德国研究者们开始探寻历史性的时间经验、时间关系和时间理解的复杂性。他们不再以线性物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认知基础,而是将时间视为一种多层次的、人造的文化产物,认为其具有可延伸、可积聚、可压缩、可加速的多元性。时间秩序隐含在人们的感知模式、行为方式和阐释框架中,却一直没有作为一个内在聚合的话语被理解。于是,阿斯曼(A.Assmann)、兰德威尔(A.Landwehr)等人开始追问:不同时代的时间体验有何不同?过去、现在与未来究竟是何关系?现代时间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在法国大革命成为时间经验的转折点之前,“现在”在17世纪的“被发现”是否更早地改变了对时间的感知?我们的生活里是否有太多的过去,我们又要如何面对未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德国历史学家日益拥有一种更动态、更开放、同时也更批判的时间进程观。

谁是受害者?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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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的历史》导言里,阿斯曼开宗明义地发问道:不在的过去还有多少存留于今天?过去多大程度上呈现在意识或无意识之中?业已消失而无法诉诸感觉的东西在哪种形式上还可以用感觉来把握?过去和现在、遥远的事物和近前的事物、隔绝的事物和当下的话题之间是怎样交叉的?为此,她选择了四个角度加以探讨。

   关 键 词:联邦德国  纳粹  受害者意识  创伤记忆

德国史:从单数到复数,从特殊到普通

  有关受害者的认定,在联邦德国经历了从模糊走向清晰的复杂过程。  盟军占领时期的强制改造与赔偿措施,在德国社会确定受害者身份的历程中起到了双面效果:一方面,德国公众通过盟军展示的集中营或被占领土的照片及影像,对战争造成的直接伤害有所了解,进而对那些受害者产生了同情心,德国媒体将后者统称为“纳粹受害者”;另一方面,由改造、拆卸、迁徙等行动带来的切肤之痛,却让为数不少的普通德国人把自己视作“受害者”。这两种表述后来都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德国的二战反省。  上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审判让“奥斯维辛”成为屠犹的最大隐喻,犹太人作为纳粹政权的最大受害者群体这一身份被世人知晓。由于上世纪50年代后德以关系不断推进以及德裔美国犹太人持续施压,自70年代后,对于屠犹的记叙开始成为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最终促成了1999年“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  吉普赛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德国社会不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受害者群体。这是同德国社会不断开放和吉普赛人持续施压有关。在“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附近,柏林市政府建起了“纳粹时期被害吉普赛人纪念地”。  同样被纳粹政权迫害的德国左翼政治家们(包括德共党员),虽然也被教科书列入受害者名录,但和苏联战俘、被占领土上的游击战士等受害者群体一样,其影响力远远不如前两个群体。  1996年起,德国为向外界展示官方在受害者认定上的态度,设立了一个新渠道:即国会议长在新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又被简称为“大屠杀纪念日”)仪式上的演讲。该纪念日被设定在1月27日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工作坊(2017年7月11日,吴薇 摄)

第一个角度是“代际”。代际是阿斯曼解读不同时代德国人历史感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回忆空间》中她曾专门加以讨论。她认为,代际既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从人类生物属性划分的“世代”,一如家庭中的一代代人不难区分,但历史的代际演变并不完全依从时间的自然变化,常常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个体的出生无法更改,但特定的历史赋予了个体不同的含义,因而具有相似生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人形成了“代”。阿斯曼形象地将一代人的存在比喻为“水砖”,即人的自然出生犹如水砖的形成,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话语的代际身份构成了水砖的形状,这种形状的具象便是某种想象。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史领域,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多样性的追求使得单数的德国史变为复数的德国史。在新的民族史叙事中,韦勒和温克勒(H.A.Winkler)等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那种泾渭分明而具有挑衅性的阐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离散性的政治—文化经验和传统更泰然自若、更冷静自制的讨论。在复数的德国史中,既有独裁专制,亦有民主共和,既有宽容亦有镇压,既有屈从亦有反抗。无论是在《当德国尚未是德国时》《一百件物品中的德意志史》《什么是德意志?一个民族的自我探寻》等一经出版就即刻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通俗作品中,还是在赫尔伯特(U.Herbert)的《20世纪德国史》、勒德尔(A.Roedder)的《21.0:当代简史》等严谨的专业著述中,德国的形象都变得格外丰满。

向受害者表达歉意:国家承担从经济到政治的责任

开幕式:当代的精神生活需要风向标

历史体现在不同代际的传承与断裂之中。阿斯曼笔下的三三年代、四五年代与六八年代是在德国20世纪留下浓墨重彩的三代人。四五年代(生于1926-1929年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时期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教育,“二战”后期走向战场,战争的失败让他们在战后必须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于是一条历史的裂缝得以呈现,成为我们观察这一代人的视角。四五年代是“怀疑的一代”,是对上一代“政治青年”形象的逆转和颠覆,“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其主要特征。

   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战争一结束,就即刻出现了两种很大程度上对立的受害者话语或者说两类受害者群体:一方是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理由而受纳粹政权各种手段直接迫害的受害者(Vefrolgte)①,其中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等,也包括抵抗运动中的德意志斗士;另一方则是这个民族剩下的大多数,他们曾经在昏昏沉沉和麻木不仁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如今则自视为受害者(Opfer)②。在西占区和之后的联邦德国,这种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中有低谷,亦有高潮。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有时它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凝固剂,有时它则是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着色剂。这种面貌的转化,始终与联邦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和历史文化氛围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在纳粹史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对纳粹主义的兴趣大幅度地回落了,尤其是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烈的纳粹史争论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很少选择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研究的新主题仍然在不断地被开辟,比如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纳粹占领国与希特勒政权的合作关系,德国军队的撤退过程,战争中的族民共同体等问题都在近三四年中才逐渐得到研究。两德统一到来时,人们也曾认为不会再对纳粹主义感兴趣了,但随后的戈德哈根争论和国防军展览之争再度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因此,今天的德国学者相信,每一代德国人都有直面纳粹历史的需求,这一点不会改变。

  在一步步确认行凶者与受害者身份的同时,国家表达歉意的行动也在推进中。  德国的最初道歉行动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盟军高压下不得不认同的“接受审判”。在“非纳粹化”中,从纽伦堡到各占区的军事法庭,再到德国民事法庭,数以十万计的德国人被处以各种刑罚,以示对所有受害者的宽慰。  从第一届政府上台开始,经济赔偿成为联邦德国的一种基本道歉手段。1952年,德以两国签订《卢森堡条约》,创下战败国主动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先例。据统计,到2000年为止,被害犹太人群体获得的赔偿超过1500亿马克。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联邦赔偿法》,把赔偿对象延伸到所有受害者。新世纪初德国政府又联合一批大型企业,对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工”赔偿了100亿美元。  相对于经济歉意而言,政治歉意的表达显得更加重要。阿登纳担任总理时,曾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法定继承者,因而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联邦德国在政治歉意上的立场得以明确。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把5月8日对于德国的纪念意义从战败日扭转为胜利日(“感谢盟军把我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做法,也是一种表达政治歉意的行为。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明洁教授主持,她首先邀请本次工作坊发起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王晓葵教授做了主旨说明。王晓葵教授指出,记忆理论受到关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解读紧密相连,与作为“记忆产业”的现代媒体的兴起以及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落幕,个体叙事的兴起也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处理与“过去”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传统,便成为人类理解自身、认识他者,进而建构自我认同的重大课题。记忆的建构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因此,理解我们社会公共记忆的建构过程和特征,不仅是我们如何面对“过去”的标尺,更是我们如何选择“未来”的航向标。王晓葵说:“我们期望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了解过去的何种要素、在当下的何种语境中被如何意义化之后,又是为了谁而保存下来”。期待通过跨学科对话,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创伤的建构和社会记忆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做出有益的探讨。

紧随其后的六八年代迥然不同,这是被政治化的一代,自主青年期的经历使他们无法融入成年人的状态。战后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从公共场域消失了,但沉淀在个体和家庭之中,原本沉默的交往记忆被触发,转化为六八年代的反抗话语。四五年代的“宽容”激发了六八年代的“愤怒”,后者自小培养出的革命习性使其坚决地与父辈决裂。

   一 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德国历史学家还是承认,在数据化和经济全球化面前,1914至1970年之间的历史不再是德国和欧洲现代史的核心,一战前的时代和1970年后的发展在对当下现实的解释中越来越具有深刻意义。沃尔夫鲁姆(E.Wolfrum)声称,鉴于最近几十年世界局势的变化,“德国史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其447页的新著《分裂的世界:不同的20世纪史》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被浓缩在24页的简短篇幅中。

阅读原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校宣传部部长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杨扬教授分别致辞,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童世骏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六八年代自然属性上的父辈其实是三三年代,作为战争的一代,三三年代承受了“德国式的根源缺陷”,对其生平经历尽可能地保持沉默,但随着记忆主体的离世,一代人的最后告别常常会引起公众们的关注。奥地利前总统瓦尔德海姆与德国巴符州州长费尔秉格的辞世为人们上了两堂公众历史课,前者通过“迟来的和解”,指出在历史-政治的框架下,个体回忆让步于国家利益,对历史的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后者则因其对纳粹时代行为的辩解,出人意料地得到世人的接受和粉饰,根据当下需求型塑历史的行为被内在化了。

   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的欢愉,而是“被战胜”的痛苦。战争末期的经历让他们迅速地将自己摆上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位置,而战后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希特勒及其帮凶的“替罪羔羊”。因此,战后初年,虽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纳粹主义导致了数百万受害者,但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却最为重要。在德国人的受害者名单上,第一位是战争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遗孤,第二位是空中轰炸战的伤残者,第三位是东部的被驱逐者,第四位是抵抗运动人士,然后才是犹太人。

欧洲和世界:德国的坐标与框架

作者|孟钟捷(本校历史系教授)

  童世骏教授首先从哲学角度谈了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现象的记忆的理解。他指出,讨论精神生活时我们通常会谈论记忆、认同、意义和理想;记忆是面向过去的,理想是面向未来的,认同是关于自己的,意义是超越自己的。记忆本身是一种精神现象,它与认同、意义和理想都有关系。

超越时代存在的话语在六八年代的谢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六八年代其自身就标志着历史的转折,这是由一场运动推进的剧变,“历史”成为收容被“当下”抛弃之物的垃圾堆,而“现在”被打入天牢,并被彻底遗忘。历史与当下,经验空间与期待地平线的断裂戏剧性地改塑了文化记忆,回忆与遗忘的对象被重新置换。然而,六八年代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批判以及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在2000年以后受到质疑,波赫尔谴责这一代人对罪责的狂热恰恰是对国家的遗忘。代际的同时存在形成了“非共时性的共时性”,代际之间的演替与叠加不仅是个体生平经历的体现,更是历史被展现的方式。

   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战后初期西占区和之后新生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1945年10月16日的头条就是《750万德国人是战争的受害者》。③《时代周报》(Die Zeit)同样立场鲜明:“无数人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时日。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德国人是恐怖统治最初的囚徒并且直至痛苦的终点日益是暴力的受害者。”④1945至1946年讨论对纳粹受迫害者的赔偿计划时,西战区的民调显示,仅有60%的受访者同意归还受害者的个人财产,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进一步的补偿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毕竟所有的德国人都曾受希特勒之苦。⑤1949年9月7日,在联邦议院第一次会议上,曾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总统的社民党政治家保罗·罗贝(Paul Lbe)仅仅对德国受害者表达了纪念之情:“我们面对的是从奥德河一尼斯河边界的另一边被驱逐的百万德国人,是因战争致残或丧亲之人,他们当然是纳粹主义的一类受害者;那些在轰炸战争中失去家产之人,是纳粹主义和多次货币措施的另一类受害者。”⑥直到9月21日联邦议院的第七次会议上,才由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第一次提及了犹太受害者。⑦

  在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影响下,欧洲和世界成为德国历史学家认知的坐标与框架。无论是对一战罪责的研究,还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都被置于广阔的欧洲背景下。在扬茨(O.Janz)的《14:大战》和利奥哈德(J.Leonhard)的《潘多拉魔盒》中,一战被置于多因果、多维度的视野下,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因素都被纳入考量,对德国作用的过分强调被否定,欧洲内部和外部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之,多面向的一战“前史”不再被目的论地视为必然导向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阿里(G.Aly)的《反犹的欧洲:1880—1945》和格拉赫(C.Gerlach)的《谋杀欧洲犹太人》中,作者们在承认德国人罪责的同时,也强调这是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行动,他们可谓希特勒自愿的帮凶。

来源|文汇报

  关于记忆与认同的关系,童世骏教授认为,我们可以把认同感理解成为自己生活史的连贯的叙事,也可以用来理解有没有灵魂不死、来世的问题。虽然作为个体的生命、灵魂是有始有终的,但是我们有所属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通过教育、阅读,我们了解自己的民族、种族、国家等,而这样的集体记忆,会超越成员的个体生命,又把分别有始有终的个体串联起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依然可以谈论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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