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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澳门新莆京赌场网址:是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而是以英国动物农场的命运完整地揭示了革命的最终走向

2020-02-05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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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代表作品介绍

《政治与文学》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5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动物农场的民主革命是一场噩梦,开始美好得不愿苏醒,直到最后,随着阶级区分的等级愈发森严,动物们想醒却再也醒不过来了。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掩盖个人主义的最佳说辞,不过,这些都不能成为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深层思考的阻碍。奥威尔的思考富于理智而显得分外深刻,他的这种说法,不论是动物情结还是人类意识来看,都直指革命的劣根性,都是暴力革命,当然不会因为物种和习性等的差别就有了什么本质的差别。

1984
奥威尔
《1984》是奥威尔政治题材的一部作品。
奥威尔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散文都密切结合当时形势,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认为,文学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他在1946年写道:“真正非政治文学是没有的;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当直接带有政治性的恐惧、仇恨和忠诚成了我们意识中首当其冲的东西,就更不可能有非政治性的文学了。”他在同一年又写道:一个作家的“题材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这些意见是奥威尔总结他的创作实践所得出的结论。在奥威尔写作生涯开初,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与他在缅甸的经历有关。其早期散文《绞刑》(1931)第一次触及了殖民主义主题,以冷静淡漠的笔调叙述一个当地居民被处以绞刑的过程。1934年出版的《在缅甸的日子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奥威尔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谴责态度。但这部小说在其深度和影响方面都很有限,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揭露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出于他的直觉和良知。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奥威尔投笔从戎,此间的经历是他一生在思想观点上的重要转折点。《向卡德罗尼亚致敬》(1938)是其在西班牙参战经历的真实记录和报道,包括自传、军事活动、政治分析和理论宣传等各种成分。西班牙内战使奥威尔从一个对资本主义充满义愤的人变为对共产主义抱有疑虑甚至仇视的人。从此以后,奥威尔创作的重心便从前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转入抨击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所谓弊病。而这种抨击则集中体现在他后期两本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调制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之中。《动物庄园》(1945)是一本以动物故事形式写的讽刺时事的政治寓言。奥威尔自陈:“历史包含着一连串的欺诈愚弄:群众首先因为得到乌托邦的承诺而受到蛊惑,奋起反抗;然后,等到他们起过作用,便被新主子所奴役。”其创作意图是讽刺和抨击苏联的事业,具有明显的反斯大林性质。小说的情节安排以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的历史为背景,只是对各种事件作了一些时间顺序上的调动和寓言手法上的处理。
《1984》是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它对所谓专制统治的谴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该书与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苏联作家叶·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被称为本世纪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作为一本反乌托邦小说,《1984》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景象。那时世界只剩下大洋尼亚(美国和英联邦)、欧雷细亚、东亚细亚三大帝国。这三国为了国内统治的需要而常年保持战争状态,相互之间征战不息。以伦敦为中心的大洋尼亚,由从不公开露面、然而无所不在的党魁“大哥”为首的“内层党”统治,下面是“外层党”,最底层是称为“普罗”的无产阶级。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爱情遭到禁止,婚配由国家安排;宣传机构“真理部”随时改写历史,以适应当时政策的需要;电视屏幕和窃听装置日日夜夜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举动,“思想警察”可随时将能独立思考的“思想犯”化为灰烬;国家使用通用语言“新话”,以减少词汇量和改变词义来限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普罗”,则被描绘为一群嗜酒好赌、愚昧麻木的群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真理部”的工作人员、小说主人公温斯顿是个有叛逆色彩的角色。他幻想自由美好的“金色田野”,他私藏日记试图记录个人思想和历史事实,他对一个叫朱莉妮的姑娘产生了感情……所有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温斯顿终于被秘密警察捕获,并在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下屈服了。最后,他面对“大哥”的巨幅画像潸然泪下,“他已经赢得了对自己的胜利”,他“爱”上了“大哥”。
一般认为,奥威尔在《1984》中所要昭示的是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可能导致的结果,该作品也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奥威尔笔下的1984年的伦敦社会“不仅综合了美国,特别是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特征,同时也综合了俄国,也许还有希特勒德国的特征”。关于将苏联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一点奥威尔自己在阐述《1984》的创作意图时曾说:“我这部近作的意图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或英国工党(我是工党的支持者),而是揭示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所可能导致的堕落,这种堕落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已经部分实现了。”奥威尔认为,《1984》谴责的是“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对人性和个人自由的摧残,然而这些攻击有不少是从托洛茨基的武器库里捡来的。有的西方评论家就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曾受到托洛茨基《革命遭到背叛》(1937)的强烈影响,而托洛茨基的书是对斯大林统治的狂热谴责。”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关于秘密警察的引述引起了奥威尔的注意,并成为们《1984》一书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渊源。

《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匈]埃丽卡·戈特利布著,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3页,78.00元

乔治奥威尔,二十世纪上半页英国着名的小说家。其出生在印度,英国在那时还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奥威尔小便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悲惨的印度人民被殖民者剥削的事实。不同于其他自持清高的英国孩子,乔治奥威尔很同情印度人,这也为乔治奥威尔代表作品的创作内容埋下了伏笔。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一):作为评论家的奥威尔

       这种理智到冷酷无情的言论,毫不犹豫的打开民主革命的“黑匣子”,对于大众而言,那种毛骨悚然的预见性,是极易被抵触、被批判的。奥威尔的聪明之处,是他不直接写民主主义革命的弊端,而是以英国动物农场的命运完整地揭示了革命的最终走向。

如果要纯粹从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角度,同时也要考虑与阅读者个体经验的关联来选择20世纪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话,我的首选就是乔治·奥威尔。他的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兼有社会调查、思想自述和文学描述的多重性质,通过“观看”、“感受”和理性反思形成了他的坚定的社会主义正义理想和尖锐的左翼美学批判锋芒。在今天,“看”、“感受”、反思的勇气和责怪感、羞耻感仍然是探测个人良知的敏感探针。奥威尔迈过了知识分子常常是与生俱来的空谈、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碍,为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他自觉要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站在他们那边对抗暴君。”他毕生怀疑和憎恨所谓的上层社会“成功人生”,觉得那里面有一种“精神上的丑恶”;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在一则日记中仍然表示了对这些人的厌恶——说他们脑满肠肥、自以为是,骨子里透着寒意,你会本能地感到他们与一切聪慧、敏感、美丽的人或物为敌。奥威尔在自述中再三强调唯一需要牢记的初心就是公平、正义和推翻所有形式的专制暴政,这是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观念。《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宣告了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份闪耀着思想与美学批判光芒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宣言。奥威尔从威根码头启航,开启了通往《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航道,“推翻所有专制暴政”是他在这条航道中插上的最鲜明的旗帜。《一九八四》是标志着奥威尔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深刻性的顶峰,是20世纪文学中文学想象与政治现实结合的天才杰作,也是探测与判断人类现实与未来的思想性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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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一个盛满感情的作家看到的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还有隐藏在极权主义之后的大众的悲惨遭遇,更让他收震撼的,当属它耳闻目睹的广大平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与社会不公和困苦的直接接触,给他的这种从小形成的信仰与观念,带来了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奥威尔就是在于下层社会的接触中,直面改革的真相,直面社会力量无法拯救和保障穷人生活的状况,因此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奥威尔说:“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后我所看到的左翼政党内部运动的情况,给了为一种政治的恐怖。”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短暂一生的完结。这种政治的恐怖弥漫于整本《动物庄园》中。

《一九四八》自诞生以来,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一直充满了争议,本身就是20世纪文学与政治论域中的一段重要的思想交锋史。匈牙利学者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1938—2007)的《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原书名: The Orwell Conundrum: A Cry of Despair Or Faith in the Spirit of Man Orrawa,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内涵和独特论证视野的文学评论著作,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和论证之深刻,对于研究《一九八四》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及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动物庄园》是乔治奥威尔代表作品之一,乔治奥威尔除了作家的身份以外,还是一名从战争中死里逃生的军人,在这篇政治寓言体小说中,通过各种动物来比喻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各个国家。他通过犀利的笔触批判当时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根据自己在战争中亲身感受到的经历和对苏联史实的了解,诞生了这篇着作。动物们带着自己的理想试图冲破旧秩序的牢笼,但经历失败,再次被奴役,仍旧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

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的小说作品在国外已出版了六十多年,但在中国读者的眼里,它似乎历久而弥新,常读常新。尽管作为文学作品,这两部书都谈不上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也谈不上有多么独特的文学性。只因为奥威尔对极权的深刻认识,尤其戳破极权政治面纱的寓言方式,才成就了此两本书的国际名誉。奥威尔还由此强调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任何对自由的侵犯,哪怕打着善意的幌子,比如苏联的大清洗,都非常危险。

       何为政治的恐怖?不论是阶级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只需要少数几个独断专行的独裁者,就足以把广大人民当作小羊羔肆意蹂躏和宰杀了,凡是脱离了独裁者的掌控,他面临的命运只能是监禁或死亡。这种肆虐的专制的政治恐怖,却是来自于大众的沉默与民主的盲目,而这种盲目,最终也会使他们自取灭亡,譬如博克赛尔,终其一生忙忙碌碌,为动物们的革命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临了却是被送进了屠宰场,这种体制下动物们的遭遇让人毛骨悚然。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传统评论家却认为这部小说顶多能算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因为其实质上是由绝望而生,表现出病态的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进而认为奥威尔因绝望而患上了癔症,因此在写下小说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政治学、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本书直面这些传统论点的强劲攻势,提出一种全新解读:《一九八四》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应在20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杰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该书中译本的“内容简介”的前面两段,写得很概括,也很巧妙,从某种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今天语境中的“奥威尔阅读与接受史”的最新一页。在我看来,从绝望、悲观主义到人道主义,最后落实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把“难题”引向了20世纪人道主义与美学斗争,这也正是隐含于20世纪所有政治斗争之中的精神性内核,包含了关于人性底线的政治学与关于庄严与无耻的伦理美学。戈特利布对《一九八四》的深刻解读首先得益于从批评者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外独辟蹊径,在对文本的精读中交替融入“讽刺作品”、“奥威尔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当代著名心理学理论”等三重语境,标示出奥威尔所坚持的“人类精神”信念的不同方面。

《1984》是乔治奥威尔代表作之二,这本书曾被翻译成62中语言,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小说之一。书中描绘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体制,传统的结构被打散的七零八落,人民通过对领袖极端的个人崇拜来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本书的整体洋溢着可怖的气息,含沙射影的批判了集权主义。

相对于小说家身份的全球性知名度,作为随笔家的奥威尔,名望要小得多。事实上,除了小说,奥威尔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得很棒,行文极有特点,见识也是卓然一绝。

       动物们的遭遇无不表明这样一个事实: 党内斗争和党派斗争,成员们曾并肩作战,但过不了多久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就会因为被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而驱逐,在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因为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而追杀。斯诺鲍尔就是现实中的左翼社会主义的前总理卡瓦罗列——曾经的共产主义的偶像,后来的托派份子和人民的公敌。较量在派系之间持续进行着,每个反对党都被镇压,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都进了监狱,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局,这种结局何曾不是法西斯主义?至于领导者是共产党还是自由党,只不过是称谓不同罢了。

徐贲教授在“导读”中对该书内容作了概括:“戈特利布以发人深思的方式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为什么一方面,奥威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九八四》在全世界拥有这么多读者,产生了如此不凡的影响,且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批评者指责他缺乏文学想象,认为《一九八四》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戈特利布的解答,她都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关键问题。她清楚表明的是,奥威尔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和20世纪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I)所谓的“奥威尔难题”就是从“绝望”而来,戈特利布把“奥威尔绝望”分解为“哲学态度的绝望必然导致艺术瑕疵或失败吗?”和“《一九八四》表达的是奥威尔的绝望吗?”这两个问题,而她的答案都是否定性的。徐贲指出,“奥威尔向同时代人发出呼喊:极权主义的蔓延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抗拒和削弱极权主义的进逼。他的态度始终是战斗而非坐以待毙的”;“《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遭遇让我们关注他全然丧失自由的悲惨和绝望处境,并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因为绝望而放弃抵抗,他身上的奴役锁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打造的。……他的奴役使我们更加在意我们自身此刻的精神和人性自由。这种自由无论多么有限,都对我们的抵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XVⅡ)诚哉斯言!

往往一个极具思想与措辞犀利的文学家能够得到世人的铭记,乔治奥威尔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其作品具有一定的预言意味,同时其饱含的讽刺意味也不禁令人深思,在文学界政治界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政治与文学》一书,就是他评论方面的代表作,选自奥威尔的《随笔集》,那原是一个大部头,有五十多篇文章,译者选译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二篇作品,编辑成书,倒也错落有致。全书三十多万字,四百五十多页,相当厚实,基本展现了奥威尔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间对抗性关系的见识。这些作品是奥威尔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生活随笔、文学评论和趣味专栏等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伟大道德力量,堪称英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所谓的民主主义革命,就真的是单纯的民主与反压迫吗?其实不然,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于动物农场来说就是面临人类反扑的情况下,它们照样也存在窝里斗的状况,既有内部清理,又有背后暗杀。就如同斯诺鲍尔,在与人类的前线斗争中活了下来,却因为动物的窝里斗而差点被清理,被暗杀,以致无家可归,身背黑锅而四处逃亡。这难道不是阶级专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难道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赶走前一个独裁者诺斯,然后迎来另一个独裁者拿破仑吗?这不由得让我想到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这样一个结论:通过民主实现社会最有效的选择是不可能的。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奥威尔难题”中全面地介绍了该书针对各种批评意见所设置的议题与自己的论证思路及主要观点。她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即使奥威尔的确对人生抱持悲观态度,我们凭什么就此推断这会损害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图景之正确性、重要性、强烈度或可信性?”明确表示反对“有缺陷的杰作”这一观点。(14页)然后继续讨论的问题是“奥威尔的绝笔之作是否的确传达了对人类本性和人类未来的绝望、悲观主义或恐惧?”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奥威尔非常精准地诊断和分析了极权主义的实际动态、带来恐怖的精神状态,并得到了同时代的西方政治观察家以及德国和苏联的恐怖统治中的幸存者的肯定;奥威尔那些最重要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判断也被后来的汉娜·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沙皮罗、托马斯·曼、加缪等研究者所证实;在写作《一九八四》的时候,他有充分的理由为日益高涨的极权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命运担忧。(16—17页)因此她充分地论证了“《一九八四》所描绘的图景完全不是由个人的妄想所激发的”。奥威尔通过小说希望传达的是,“一旦极权主义得以传播,它甚至会传遍全球;而一旦它征服了世界,就会变为永恒,不容更改”。那么问题就来了:他屈服于绝望与恐惧了吗?戈特利布认为作为政治评论家的奥威尔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兴起、传播与充满危险的范本,那么作为讽刺作家的奥威尔必然会通过戏剧性的夸张赋予这种危险以全球维度和永恒性,这是一种夸张的讽刺策略,“使目前令人担忧的趋势看起来更为突出、更为危险”。(19页)通过论证,她坚信奥威尔是对“人类精神”怀抱信心的世俗人道主义者,他的立场显得清晰明确、始终如一。小说中的温斯顿被迫公开认错,放弃了对“人类精神”的信仰,这只是讽刺小说的叙事策略,完全不能用来证明奥威尔的信仰有所动摇。实际上,奥威尔希望以温斯顿最终的转变、屈服和被奴役警示读者:珍惜无论多么有限的自由,珍惜最后的抵抗机会。如果用《一九八四》中关于“自由”的那句著名警言来说,那就是在还“可以承认二加二等于四”的时候,珍惜它、运用它。奥威尔把反乌托邦讽刺作品的政治寓言和心理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文类结合起来,表达了他的深刻发现:极权主义体系中的心理层面与政治层面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33页)最后结论是:“奥威尔完全不否认人类为自由奋斗的价值,完全不认为我们应该屈服于绝望,他显示出对个人的信念的坚持,对‘人类精神’的信念的坚持。”同时,作为读者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奥威尔尊重读者的识别能力,对他们致力于与非理性所具有的恶魔般的非人化力量进行斗争抱有信心。”(36页)

英国着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思想介绍

与正襟危坐的传统评论家不同,奥威尔决绝使用四平八稳、拒人千里的论文腔调,而是施展一种看似野路子的功夫,采用平实、明朗、简洁的写法,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卖关子,不装深刻,更不打太极拳绕圈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很自由,叙述很放松,没有半点对读者说教的意思。就像奥威尔自己说的,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使得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除了要去戳破政治谎言外,还能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到审美体验。审美体验,说白了就是,作者畅快,读者愉快,并且彼此在思想层面皆有所收获。如果得不到审美的体验,奥威尔是不会动手去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想来无法理解,像奥威尔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却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运动,还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失败”。他鞭笞的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与道德主义对立的自由主义,也许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完善的一种社会。但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派别斗争、思想控制、残酷打压、政治极权、政治打压、肆意奴役等现象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脱离道德界限的政治的极端个人自由的一面,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人人平等的道德化的民主社会,在社会生产力尚未发展全面的情况下,只能是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付诸实现的空想。因此,脱离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只会通向极权主义。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中对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奥威尔的接受史与批评史的介绍及相关分析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正是相对薄弱的阅读经验,因而很有参考价值。第一章开篇就首先提出“奥威尔是文学天才吗?”(3页)和“《一九八四》算不算得上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5页)这两个问题,因为一方面批评家们高度关注这部小说,而且全世界公众对这部小说经久不衰的兴趣令其空前畅销,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学术研究者认为,这是部有缺陷的作品——姑且视作一部“有瑕疵的杰作”(flawed masterpiece)。这种论断集中反映在1984年欧美国家召开的一系列向奥威尔致敬的座谈会、研讨会上,那么“问题在于,如果奥威尔不是天才,《一九八四》不是杰作,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部小说持久的影响力、对其核心概念的认可,以及奥威尔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6页)从这一如何解释的问题中就引申出“奥威尔难题”的核心起点:“这种分歧和‘有瑕疵的杰作’理论的源头,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假定,即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传达了一种绝望的图景。”(8页)这种假定以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的《一九八四》是“发自绝望深渊的呼喊”的严重误读为代表,作者在书中围绕这个问题层层深入地作出批驳与论述。

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因其作品辛辣的批判,成为20世纪着名的小说,在二战结束和苏联极权政治兴起的时代具有很大的意义,乔治奥威尔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着名的西方思想家。那么乔治奥威尔的思想囊括了那些内容呢?

对写作的审美要求,让奥威尔在写什么、怎么写上有着独特要求,比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就更愿意关注大众读者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而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互相表扬,于是他写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评论,当时他们都还是大众喜欢的作家,离文学精英还有段距离。看得出来他对狄更斯相当熟稔,哪里好,哪里不好,甚至将他与托尔斯泰进行比较,都如数家珍。奥威尔还提倡了一种阅读和批评方式——好的坏书,指向那些没有严肃的文学派头,但在没有严肃作品可读的情况尚能阅读的作品,不关乎现实,甚至逃避现实,比如侦探、幽默等等纯粹迎合人们阅读消遣的作品。但奥威尔的态度复杂,不想一棍子打倒,但兴趣显然有不大,誉之为好的坏书,倒也妥当。

       极权主义泯灭了思想的自由,闻所未闻的彻底,它不允许大众拥有并表达不同的思想,它不仅规制了思想的自由,还管制了言论的自由,但是因为统治者的需要,它所确立的不容置疑的教条也能逐日逐条地修改。它需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教条,是大众的绝对服从与认可,思想控制只是达到这一个目的的手段罢了。“社会的公正和自由,被埋葬在一层又一层的死板教条、党内斗争、半瓶子醋的‘渐进主义’下面,仿佛埋在堆积如山的牛粪下面。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再次把它挖掘出来。”

在关于奥威尔的批评与接受史中,更重要的或许还不是文学批评家们关于《一九八四》及奥威尔的文学才华的各种评论,而是在“是黑暗的预言还是有力的讽刺?奥威尔批评中的政治波动”标题之下的那一节所论述的内容:从几十年政治的不断波动中,关于奥威尔的讽刺目标究竟是什么的不同意见及争论。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者说“这种意见不一使得小说的讽刺维度逐渐不被强调,以至于‘政治讽刺作品’这个词几乎从批评词汇中消失了。”(20页)在这里的注释中提到了在八十年代晚期发表的几位学者的论文、专著“由于未看到小说的讽刺维度”,“都把《一九八四》解读为一部反映奥威尔最终丧失希望甚至陷入病态绝望的作品”。(41页)从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看,这种变化与意见当然是相当奇怪的,戈特利布在该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而这种反驳在我们看来也更像是强化了我们原来就有的认识。在《一九八四》出版之后,文学批评家们普遍视其为讽刺作品,苏联是首要的讽刺目标。但是在五十年代早期美国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担心强调这种看法可能会加剧麦卡锡时期(McCarthy era) 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从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疯狂局势,于是他们转而强调奥威尔的目标具有普遍性,针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戈特利布认为这种看法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不能忘却奥威尔所针对的两种体系,“他利用讽刺的双刃剑清晰地表明,虽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但这两个体系都把恐怖用作治理方式,对于这一点,自由主义左翼批评家也感到有些不自在”。(21页)在六七十年代奥威尔受到了来自左翼的正面攻击,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情况又有了变化,以伯纳德·克里克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批评家强调奥威尔的目标是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暗示是次要的;而且《一九八四》电影版也遵循了这种对西方的强调。反讽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对斯大林的描述从《一九八四》中抹除的倾向正好与1984年苏联出版社(reclamation of Orwell by Soviet press)事件同时发生。在无视这部小说的存在将近四十年之后(而且禁止其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流通),苏联出版社又在1984年这一年出来欢迎这部小说,声称它是“对资本主义整体的尖锐讽刺,尤其是对美国。”(22页)戈特利布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对小说的严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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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写了不少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探讨文学与语言、政治与文学、极权统治与文学的联系等等话题。就像本书序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奥威尔每周都在抨击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这么执著于此的目的,当然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期望通过他的文字,唤醒读者此方面的意识,一边将读者武装起来,让他们有能力说出真相、感受真相。此种写作理想,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政治启蒙。书中有《文学的阻碍》、《我为什么写作》等几篇文章对此论述极为深刻。

      《动物农场》最能反映奥威尔反对政治极权主义的内核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猪带领家畜革命成功,创建了民主社会,但猪又成为继诺斯后的又一位独裁者,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任意奴役别的家畜,进而形成了新的阶级社会。博克赛尔劳苦一生被送进屠宰场;下层阶级终日劳作食不果腹;溜须拍马的小人大腹便便;满口谎言的乌鸦志得意满;还有猪,好吃懒做却被歌功颂德……多么讽刺和苦涩。“所有的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又集谎话、遁词、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回首二十世纪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因为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它带来的后果与灾难,它所产生的极权主义的思想,令人肃然失语。只有击败了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戈特利布这部著作出版于1992年,在这以后关于奥威尔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1999年举办了一场纪念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发表五十周年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及其论文集显然不是文学史或文学批评性质的,会议主办者没有邀请奥威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没有设置什么文学解读的议题。会议邀请的是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中心议题是这部小说究竟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还有什么影响。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有: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在政治上扮演什么角色?真相、客观性与宣传及政治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在当代生活中以技术手段维持暴政的可能性与程度?在未来,技术发展本身是否可以消除奥威尔提出的担忧和恐惧?当酷刑和思想控制双管齐下的时候,人性是如何被心理手段击溃的?对历史客观性的捍卫是如何与对普通事物的坚守联系在一起?性爱激情是如何与政治反抗紧密相连?政治中的性爱隐喻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既超越了冷战思维,同时也延续了奥威尔所关注孤立的个人如何绝望地与扭曲人际关系、无情剥夺个人自由和否定个人意志的国家权力作斗争的政治批判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奥威尔的文献及政治思想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理查德·A·爱泼斯坦认为奥威尔的小说没能揭露太多他所鞭挞的国家机构的真实情况,认为《一九八四》“对人生的阴暗描写离我们十分遥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不能再激起当代人的恐惧感”。(见200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75页,阿博特·格里森等编,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而大卫·布林的看法则是针锋相对,认为《一九八四》“揭示了大洋国那些骄奢残暴却号令天下的寡头政治首脑们怎样榨干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只剩下贫穷的皮囊。这些人的政治花样不断翻新,实施极权统治的借口却基本上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纵观各国历史,权力阶层的政治花样包括愚民,转嫁仇恨,控制言论;其最终目标无非是消灭批评声音,在短期内保持统治地位……”(236-237页)阿博特·格里森则从历史客观性和真相的角度切入,认为“如果极权统治者大量篡改历史,那么历史客观性和真相就变得非常重要”;“要反抗极权,就必须先探寻真相”。(83、85页)不加思考地轻信谎言与怀疑一切地拒绝探寻真相,正是极权统治者所希望于大众的。詹姆斯·科南特更为深刻地分析了探寻真相的自由与思考的自由和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的紧密关系,指出奥威尔是为了告诉我们“自由、社会、真相三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115页)由于会议论文集在2005年才出版,因而编者在“引言”谈到在后冷战时代、尤其在9·11之后,“紧急状态”的出现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奥威尔的影子,……一切曾被质疑的手段都在紧急状态的旗帜下被合法化了。在这个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的世界里,奥威尔的思想仍然适用,并且引人深思”。(3页)这又可以回到戈特利布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问题:奥威尔讽刺与批判的靶子是多层的同心圆,从作为首要目标的极权主义统治和无视这种统治的背叛性质的左翼知识分子,到极权主义的心理与普通人的普遍人性。这就是“奥威尔的影子”。

最能体现乔治奥威尔的思想的,是《一九八四》。据说这部小说是奥威尔了解过当时苏联的情况过后写下的,意在警醒世人要提防极权统治。《一九八四》因为其独立的叙述方式,说破了人们一直不敢接受的极权统治下世界将会趋于沉默的事实,在西方引起很大的震动,《一九八四》因此成了极权的代名词,是奥威尔的代表作。乔治奥威尔的另一部作品《动物农场》同样是描绘极权主义的佳作,这本书中描绘了一个情节:动物们的革命果实被自己战友,拿破仑给窃取了。这就向读者传递出一个思想,一个政权诞生后,如果没有民主的监督,最终还是会畸变为极权统治。但是,民主的监督是需要智慧的,需要民众可以独立、不依赖政府地去思考,但事实上,民众往往是愚蠢的。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提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就很难评价他的写作动机”,这话的启示在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会决定一个写作的动机,而动机又决定一个写作者的层次和水准,甚至社会和文学价值。《文学的阻碍》一文,是奥威尔谈论文学与极权关系极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极权制度与其说会造就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如说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极权的社会不可能有宽容和思想稳定,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所以文学和作家们天然的敌人和阻碍,根本上就是极权政治。极权消灭的是思想自由,没有自由,文学也就消失了。

       对于奥威尔而言,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事业,为此他敏于言且敢于言,为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极权主义付出了全部。面对马克思的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奥威尔坚称:“革命意味着要把一切都翻一个个儿。”“一个是,你在改变制度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个是,你在没有改善人性之前又何谈改变制度?”诚然,政治家与道德家存在永恒的二律背反,革命者最初变革了社会性质却无法阻止极权政治的形成,道德家有可能恪守政治准则却没有变革的魄力。因此,要想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把民众思想自由化,把自由主义道德化,把道德主义规制化,把规制中的极权主义扼杀在摇篮中,避免再犯动物们犯过的错误。

从“奥威尔难题”这个说法会想到诺姆·乔姆斯基在奥威尔的启发下提出的“奥威尔问题”(Orwellian Problem),这个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事实证据如此丰富而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却那么少?”看上去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据说乔姆斯基有一位也是语言学家的弟子把它转换成“罪行证据比比皆是,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这样的政治学问题。从乔姆斯基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大量言说而言,这种转换也是很自然的,是乔姆斯基向奥威尔致敬的思想方式。的确,奥威尔当年向那些盲目的或者怀有私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发出的警告也正是如此。

这样就能理解乔治奥威尔的思想了,他反对极权,认为民众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他同情民众,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但同时他又害怕民众,因为民众的无知和愚昧往往是极权诞生的源泉。

同时,他也提到了,有不少的作家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从统治利益中分得一点好处,而加入极权统治的阵营。这些60年前的言论,虽历经岁月的打磨,并未失掉思想的光芒,对写作者的独立姿态依旧有着警示作用。如果说当年的作家主要焦虑于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那今天的作家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敌人——商业化,二者在今天有着相类似的内在逻辑。

奥威尔怎么是左翼作家的原因介绍

沉重的主题并不能掩盖奥威尔的幽默——只要他乐意小试身手。书中有一部分关于奥威尔个人生活的内容就较为轻松,比如,奥威尔就毫不隐晦,他在旧书店干过店员工作,见识了不少喜欢订书却很少购买的怪咖。他也不忘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买书和买烟的比例关系,甚至对机械式的书评人也开起了玩笑,就像一个加工者,来了活儿就接,干完了送走,像极了在家做做加工定做服务的行当,憔悴,不爽,却又无奈。不过,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也是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奥威尔,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的小说《一九八四》。在这本书里,奥威尔描绘了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封闭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困境。很多人因为奥威尔反极权的思想,就认为他是右翼的。然而,在英国,无人不知奥威尔其实是左翼的。那么,奥威尔怎么是左翼作家呢?

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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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二):奥威尔:怀疑一切圣人

奥威尔最着名的小说,就是《一九八四》了。《一九八四》因为其冷峻的叙述方式,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奥威尔还有一部十分出色的作品,《动物农场》。在动物农场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动物世界,一个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人类世界。这本书是站在动物的立场上,描绘了人类对动物的压迫,而动物们因此掀起一场革命,将人类赶出农场,但最终,“革命的果实”却被猪窃取了。这本书虽然同样讲述的是极权如何形成的,但最开始因反对人类而掀起的革命,代表的却是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不明白奥威尔怎么是左翼作家,其实政治语境下的左右,分别指的是“激进”与“保守”,革命是激进的,是左的。而《动物农场》中的革命,在奥威尔的笔调下是正义的,奥威尔是站在革命的一方的。

摘自《河北青年报》 徐 贲

这就很清楚奥威尔怎么是左翼作家了,奥威尔虽然反极权,却是个社会主义者,支持革命,在英国,属于左翼政治派。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奥威尔是右翼作家,是因为奥威尔在中国流行起来的时候,正处“文革”结束的时期,很多人顺着潮流,认为反极权就是右翼,因此误导了大众。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失职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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