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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陀氏那样被那么多天才崇拜,教会一直是笞刑的支柱以及专制主义的帮凶

2020-03-17 06:19

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上……您是将正教教会作为这一类教义的靠山,这一点我还能理解;教会一直是笞刑的支柱以及专制主义的帮凶,可是在这里您为什么去打扰基督呢?

这是1912年6月30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的一篇文章题目,副标题为“评菲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问:俄罗斯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级的文学家?

依据波利亚科夫所着《别林斯基传》,5月26日是俄罗斯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辞世的日子——从1811年到1848年,这位天才的大师只活了短短的37年!草木长绿,光阴荏苒,他已离开我们165个年头了。 在当下这个文学风尚不断变换的时代,别林斯基似乎已然是一个黯淡的名字了;在那些趋新求异者的眼里,他的文学批评也早就过期和失效了。但是在我看来,别林斯基是19世纪时代文学的引路人,是普希金等大师的知音,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伟大作品的助产士。他那些犹如霹雳般震撼天地的文学批评,不仅极大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作水准和文学鉴赏力,而且对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提升,亦对中国发轫时期的现代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顺着活跃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几乎随便哪一位俄罗斯大师的路径,你都可以走近别林斯基的世界,都会在俄罗斯文学的辽阔原野上与他邂逅。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那些让人开心和发笑的作品,喜欢上了喜剧文学和讽刺小说。果戈理的小说和喜剧,更是让我喜欢到了入迷的程度。果戈理绝妙的讽刺,总是令我忍俊不禁,甚至常常笑出声来。 后来,我便很留意关于果戈理的评论和研究。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谈到果戈理的文章,都会提到别林斯基的名字。于是,因为果戈理,我开始读别林斯基的评论。他对果戈理的分析和评价,全都是我“意中所有”。别林斯基充满热情、诗意和洞见的评论,简直令我五体投地。 通过阅读波利亚科夫的《别林斯基传》、屠格涅夫《回忆录》中的《回忆别林斯基》、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和《巴纳耶娃回忆录》、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我对别林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识。 他的名字是文学批评的代名词 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别林斯基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批判者,一个同情底层人的民主主义者。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因为思想的异端性被开除了,后来,有人据此造谣,从私生活方面污蔑他的人格。他的内心深处,像屠格涅夫所说的那样,总是“充满否定精神”,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激烈的批判精神。他诚实而又坦率,爱真理胜过一切。 就学术水平来看,别林斯基并非第一流的学者,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他曾经赞美过沙皇发动的波罗金诺战争;在美学理念上,他曾经宣扬过“纯艺术”论;在文学上,曾经贬低甚至否定过乔治·桑和席勒,对圣博甫的“历史批评”也曾做过不正确的评价;从认知方式来看,正像普列汉诺夫所批评的那样,“一般来讲,别林斯基在抱有妥协情绪的时期,往往滥用先验论的逻辑体系,并且轻视事实”。然而,又如巴纳耶夫所言,“他痛心而愤恨地回忆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误,并运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来补偿这些过失”。所以,在这样的错误和转变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见风使舵的摇摆,而是一以贯之的真诚态度与自我纠正的勇气,正像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 作为批评家,别林斯基远不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人,反倒是一个招怨树敌甚多的人。他是专制政府和斯拉夫主义者的眼中钉,也是文学界许多人的肉中刺。他之所以成为不少人集矢的怨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极为罕见的坦率和正直,按照伯林形象而夸张的描述:“他常像一只肉食鸟,扑击一位作家,酣畅尽言,将其人片片撕碎。”作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别林斯基热爱真理和自由,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和高尚的利他主义者。他反抗权贵阶级和社会不公,同情那些受奴役与受损害的底层人。对他来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波逐流,或者,因为恐惧而沉默或撒谎,简直就是可耻的堕落。他将文学批评当做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事业。别尔嘉耶夫说:“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正因为这样,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的态度就特别坦率和勇敢,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畏惧。 在一些人的错误的观念里,文学批评是一种低级的依附性的精神现象,是任何一个略有表达力的人都可以干的事情。然而,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批评却是一种极有难度、极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和修养才行。他在《论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中说:“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有人认为批评这一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错特错: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公正无私的态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诱引的本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人们对被告的错误习见不以为怪;法官的错误却要受到双重嘲笑的责罚。”别林斯基无疑就是一个具有这种“稀有”才能和“公正无私”态度的人,而他的文学批评,则因此有了近乎完美的典范意义。他的名字简直就是文学批评的代名词。 为了真理和善良而战斗 在人们的印象中,别林斯基像契诃夫一样,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因为“极其粗野地谩骂基督”,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锐批评和猛烈攻讦:“他在骂基督的时候从来不对自己说:我又能以什么来代替基督呢?……他极端地自满,这已经是他本人的讨厌并可耻的麻木了。”事实上,别林斯基有自己的“上帝”,他的上帝是这样一个“理念”——“它不仅是智慧的,并且还是有爱心的!人啊,为你崇高的使命骄傲吧,骄傲吧”;在这伟大的“理念”里,正确的道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摒弃利己主义,把自私的我踩在脚下,为别人的幸福而生存,为同胞、祖国的利益,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一切,爱真理和善良,不是为了求得报酬,而是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尽苦难,然后重见上帝获得永生……”他将这称作“永恒理念的道德生活”。由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批评,是很不准确、很不公平的。 是的,别林斯基全部的文学批评,都植根于这个伟大的“理念”之中;他的批评不仅是一种求真的认知行为,而且是一种求善的伦理行为。他的文学在表达爱意和善念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一点也不比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低。他怀疑并排斥“基督”,但他用自己的“理念”和方式来行善。他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关心人类的处境与幸福。所以,虽然别林斯基一度曾经宣扬过“纯艺术”的主张,但是,进入文学上的成熟时期后,他便将自己的文学观念放置在道德和伦理的基础之上,将“善”置于“美”和“真”之上。在关于德罗慈陀夫的《道德哲学体系试论》的书评文章里,别林斯基用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语言,体系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伦理思想,阐释了“道德法则”和“对人类的爱”,甚至谈及“灵魂”的“永恒的秘密”等伦理学范畴的问题:“文学和艺术也是为最高的善服务的,而这最高的善同时也就是最高的真和美。”根据这样的文学理念,别林斯基所理解的文学批评,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行为,而是近乎宗教信仰一样庄严的伟大事业。 文学批评的直接客体对象是作品,直接主体对象则是作家。文学交流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学批评则是主体之间经由作品展开的对话和对抗。以开放的态度承受他者的批评,以对话的姿态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每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现代公民的社会义务。在作家面前,批评家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对话姿态,要把作家当做一个可以质疑的对话者,必须向他发问并陈述自己的真实判断。与作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难免会因此受到误解甚至伤害,对此,批评家无须觉得委屈和不平,而应该将它看做自己必须承担的压力和考验。 1834年,23岁的别林斯基写出了天才的评论文章《文学的幻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依然处于幼稚阶段的俄国文学的不满,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文学”。他说:“文学是民族的自觉,凡是没有这自觉的地方,文学如果不是早熟的果实,就是博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某一阶层的人的手艺。”为了帮助自己时代的文学摆脱对欧洲人的“模仿者”角色,他试图改变批评界的那种溜须拍马、只说好话的风气。别林斯基对那种低三下四地讨好作家的势利的批评家深恶痛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辞;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 他反对“文学中的偶像崇拜”:“什么东西曾是、现在是、我认为将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将是极度妨碍在俄罗斯传布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培养口味的主因?那便是文学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狂信常常总是社会幼稚的命运。……要冒犯几个芝麻大的小权威,我们还得拥有对真理的公正无私的爱以及性格的力量才行呢,大些的权威就更不用说……”别林斯基知道冒犯这些“偶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无所畏惧:“跟社会舆论进行战斗,明目张胆地反对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我胆敢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有勇气,毋宁说是为了对真理的无私的爱。”别林斯基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他被称为“冷评家”和“酷评家”。有人则编造谣言侮辱他的人格,试图从道德上击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 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态向作家说真话,一针见血而又有理有据地指出问题,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别林斯基心目中,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谈论的。他绝不讨好任何作家,无论他社会地位有多高,无论他曾经享有多高的文学威望。他批评以“俄国的伏尔泰自居”的苏玛罗科夫:“他的全部艺术活动,不过是可怜亦复可笑的装腔作势而已。……然而,这个可怜的劣等文士却坐享了怎样的盛名啊!”他批评卡拉姆辛,认为其作品的主要缺点,“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远没有丈夫气概的对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辩家的夸夸其谈”;他批评欧仁苏“声名远扬”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怜最平庸的作品”;他毫不客气地否定杰尔查文的全部文学成就:“杰尔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他批评玛尔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没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复着自己”。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些判断和评价,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正确而可靠的。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典范性,他对文学真理无条件的热爱与忠诚,近乎完美地体现于他对果戈理的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的批评。在世界文学史上,像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这样相得益彰的创作—评论共生现象,极为罕见。阅读果戈理的作品,而不读别林斯基的评论,就好比游览巴黎而漏掉了卢浮宫。 果戈理的幽默和讽刺,不同于拉伯雷和莫里哀,也不同于萨克雷和菲尔丁——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温柔的怜悯,甚至深深地爱着他们,所以,他的讽刺就谑而不虐,有一种含着同情的诗意性的感伤,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顿觉悲从中来,心里别有一种酸楚而怅惘的感觉。对果戈理作品的这一特点,别林斯基的阐释准确而深刻,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1835年发表于《望远镜》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激情饱满,酣畅淋漓,不仅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含泪的喜剧”等经典性的概念,而且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中,揭示了果戈理作品的“显着特征”:“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以及“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所压倒的戏剧性的兴奋”;揭示了果戈理“纯粹俄国的幽默”的特点:“平静的、淳朴的幽默,作者在这里装扮成傻子的模样”,以及“诗歌的秘密”:“当你一直读到那悲喜剧的结局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地微笑,那么忧郁地叹息呢?这便是诗歌的秘密!这便是艺术的魔力!你看见的是生活,看见了生活,就不得不叹息!”;他认为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的“纯洁的道德性”,将“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啊!在这样的道德性面前,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别林斯基的这篇评论文章,凡认真读过的人,莫不击节称赏。正是通过别林斯基的引导,读者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果戈理的价值,才理解了他的喜剧性作品的意义。 然而,后来,果戈理却出版了《与友人书简选粹》。在这本书里,他自我作践,贬低自己的创作成就,否定自己昔日的文学精神,并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获得沙皇满意的时候,您才会对这些作品感到满意”;还赞美俄罗斯的官方宗教,赞美落后的沙皇制度和宗法制度。果戈理的这本“极为有害的书”,“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别林斯基。在他看来,果戈理误解了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因为“神秘的狂热不是他们的天性”;这本书不仅降低了果戈理作为作家的身价,更降低了他作为人的身价。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农奴制,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去实行至少已经有的法律”,然而,果戈理却教导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别林斯基说:“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的愤慨吗?……即使您有意要谋害我的性命,我也不会比为了这几行可耻的文字更仇恨您。”在《给果戈理的信》的开头部分,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尊心受到侮辱还可以忍受,只要一切问题都局限在这里,我在理智上还是能对这个问题沉默不语的,然而真理与人的尊严受到侮辱,这却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护下和鞭子的防卫下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传,这是难以沉默的。”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论战家”,就是这样一个高尚而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 别林斯基生于1811年5月30日,死于1848年5月26日,死得实在太早、太可惜了。在1840年3月24日致鲍特金的信中,别林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吩咐在棺材里,在头旁放一本《祖国纪事》。我是文学家,我带着病痛的、同时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这样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为了俄国文学,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和写作,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别林斯基却完成了许多人活到老年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他留下13卷俄文本《别林斯基全集》;由满涛和辛未艾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别林斯基选集》,也有皇皇6卷,总计290多万字。书籍是作者的人格镜像,是通向真理的林中小路。别林斯基的着作,就是他伟大人格的“客观对应物”,就是他不朽的纪念碑。有这样的着作留存下来,就意味着他的精神将薪火相传。只要世人仍然热爱文学,仍然热爱真理,那么,别林斯基就会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伟大典范,常常被人谈起,并受到永远的崇敬和怀念!

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思想家最初不喜欢俄国小说,但欧洲思想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对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重视,使得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因素显得日益引人注目。俄国文化中神性和人性不是外在的关系,神不是永恒不变高高在上的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描述的梅诗金公爵,他被描述为基督的化身,神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神就是人。由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和东正教共同形成的俄国圣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渗入到俄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方式之中,时至今日,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

——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

1846年,籍籍无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文简称:陀氏)发表《穷人》,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这样讲:“《穷人》一发表,诗人涅克拉索夫拉了别林斯基半夜敲门,对陀氏说:‘俄国又诞生了一个天才。’”前一个天才是谁,转述者没有交待。但陀氏,远不是文学天才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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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化;俄罗斯;思妥耶夫斯基;信仰;东正教;基督;白痴;修道院;公爵

胆怯能产生文学上的奴性。由于渴望文坛上的权力、优势和高衔,甚至有的德高望重的文学家有时也会做出这出人意料的奇怪举动。它将不由得变成一种诱惑,令当代人惊异,而且必然传给后代成为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的丑闻与笑话。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陀氏那样被那么多天才崇拜。要知道,天才总是桀骜不驯。让天才拜倒,除了石榴裙——不,即使是华盖似的石榴裙也留不住他们。陀氏做到了。

俄罗斯文学自十九世纪初开始高度繁荣起来,在一百年中间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作家,产生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在欧洲及世界文学中占据了一流的位置。从普希金开始经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到契诃夫等等一大批作家及作品,为世界文学取得辉煌的成就。

作为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认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

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在给勃兰兑斯的信中这样说:“我现在有一种想法,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跟我的思想底流相反,我都会产生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对他表示感谢。换句话说,我今天敬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如我对帕斯卡尔的敬爱。我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帕斯卡尔会曾给我无限的启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唯一给我高深基督信仰理论的人。”

那么,在近百年时间里,俄国文学为何出现如此多位世界级大师,形成群星璀璨的局面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圣愚”最早是指流浪的僧侣和宗教苦行者。根据东正教神学的资料,圣愚出现在6世纪到7世纪的东方修道院中。完全不顾个人的自尊心,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卑微地接受殴打和公开的羞辱是圣愚原始的特征。由此可见,圣愚是那些出于虔诚的宗教情感而自愿放弃舒适的生活、疯狂放逐自己的人。俄国的“圣愚”和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他们看起来像是智力迟钝的傻瓜,过着犬儒一般的生活:否定肉体外表的美丽,摒弃尘世的财富,努力追求精神自由,反对世俗行为规范。

 

高尔基说:“就表现力来说,他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亚可以同他媲美。”

首先它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度,幅员广大,森林茂密,平原宽广,湖泊密布,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民族经受着艰难困苦的考验。这个民族却能忍辱负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又目光远大,热情奔放,具有谦逊和热情进取精神。看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是多么深沉,浑厚,对大自然,对人民深深的爱。贝尔加的湖水,西伯利亚的森林,河流和草原之美,是俄罗斯作家笔下反复歌颂的主题。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一个国家的文学,它的审美观念,心理结构,艺术品格是和它的历史,地域大有关联的,俄罗斯文学的风格,形象地概括起来,就是草原,森林,湖泊的风格。

历代沙皇宫廷都对圣愚很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对他们予以特别赐见,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17世纪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更是把圣愚当作近侍一起出游。在俄国,修道院的长老是僧侣的精神领袖,而圣愚则是世俗生活中的精神领袖。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俄国社会中的圣愚现象是一种力量,它既反对社会习俗和习惯,也反对社会培育理性辩论的传统。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对圣愚的接受则加强了俄国斯拉夫派对理性主义和重视物质的西方的轻蔑。

由于文化隔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的了解和认知,似乎存在着一些误区和盲区,有些判断和评价,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有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鲁迅

从文学的传统来讲,俄罗斯早在11世纪,就出现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它是中世纪四大英雄史诗之一。史诗出神入化地写出了古代罗斯人的血性和勇猛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古代俄罗斯人的精神意识的形象体现。到I8世纪俄罗斯文学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和文学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俄国文学的思想深度,当时文学上的古典主义,伤感主义作品也出现了不少,虽未成大观,但细腻优雅之风,已在文学作品中呈现。象早期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抒情诗,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直接影响了普希金诗歌创作,甚至可以说,没有茹科夫斯基的带领,就难有普希金诗歌艺术的辉煌。

在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圣愚的影子,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圣愚作为文化现象,对俄国文化的意义是复杂和多面的,但受圣愚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民族心理——渴望殉难。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禁欲主义传统,但“只有俄罗斯人民希望为信仰而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从来历、穿着到行为和归宿都具有圣愚的特点。他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就像圣愚一样四处流浪;他拒绝把理性当作行为的主导原则;他对生活的理解是精辟的,其形象酷似基督。《白痴》写作于1867年,当时俄国社会急剧变化,各种价值观念激烈碰撞。西方派希望用欧洲启蒙理性来取代俄国思想,而斯拉夫派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概念化的唯理主义。斯拉夫主义思想家把感性经验和非感性经验结合,把内在精神上升为信仰,并使信仰成为理性的权威。他们相信,通过全部精神力量的统一,人将拥有神秘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人对于上帝、世界具有超人的真理性理解。梅诗金公爵看起来思维单纯而古怪,行为不合逻辑,但是他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患有癫痫病,表明他永无止境地受难;他对于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像基督一样充满了怜悯和同情。所以,他可以看作是基督的化身。欧洲思想家最初不喜欢俄国小说,但欧洲思想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对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重视,使得俄国文学的非理性因素显得日益引人注目。

我们过去单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仅仅根据虚构性的作品来评价他,忽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忽略了他的文学言论中的政论性话语,所以,对他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然而,正是在后一类作品中,隐藏着另外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眼界狭窄、目光短浅的政论家,一个自负而傲慢的斯拉夫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殖民主义者。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发现爱情。——博尔赫斯

再说俄罗斯民族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它充满着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而美丽的大自然哺育着语言的丰富性。马克思曾经感叹道:“俄语是多么美,它有德语的一切优点……俄语是最有力和最丰富的活生生的语言之一。"

在现实世界中,统治的力量是日常经验、金钱、权力、地位、法律,基础是人的理性和科学规律。人们总是用理性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或者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服从社会规范。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打破了人的这种常规理性,去掉了人的面具,把人释放到本性和自由之中。这样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不正常和病态的愚痴。但是俄国传统并不这么认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就好像是某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体现者。这就引出诸多问题:什么是人的常态和病态?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本真状态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使得人的生存空间被扩大了,人的内心世界进入到一个神秘的世界。在俄罗斯文化里,哲学问题、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不能用理性解决,而只能通过直觉和宗教体验来体现。俄国文化中神性和人性不是外在的关系,神不是永恒不变高高在上的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所描述的梅诗金公爵,他被描述为基督的化身,神与人处于内在关系中,神就是人。

就文学成就和宗教精神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伟大的。但是,他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往上贴“现实主义”标签的作家。他的文学精神图谱非常复杂。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如果必须给他的“现实主义”前边加一个限定语,那么,“宗教”也许比“批判”更合适。“批判”意味着拒绝和对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尤其是1849年以后的写作,本质上是认同性质的——既是宗教意义上的认同,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认同。他是一个“宗教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写作更多的属于“教谕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

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用一贯性、愤怒和毫无分寸来歪曲。——卡尔维诺

俄罗斯文学还来源于东正教的影响,宗教影响一直贯穿于大作家的作品之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让,谦恭及自我贬抑精神,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忓悔意识,"不以暴力抗邪“等等及以“仁爱"精神拯救世界等,就是具体体现。

美国学者艾娃·汤姆逊认为,“从理性和经验的观点看,俄国文化蕴含着对于精神智慧的寻求、谦逊学习的准备、对传统的依赖、目标的崇高。但是与此同时,又拒绝学习不易理解的事物……俄国文化,就像一个圣愚一样,有其温顺和可以信赖的一面,也有其残酷而诡秘的一面”。圣愚现象除了渊源于拜占庭的静修主义外,更直接受到东正教文化中固有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传统的影响。东正教会的特点是深入于所谓真理之中,依靠爱和聚合性思想,在信仰的自由中走向统一,圣愚则呼唤和带领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基督。由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和东正教共同形成的俄国圣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渗入到俄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方式之中,时至今日,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

他早期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现实生活也有着较深刻的关联,到了后期,他的叙事世界却渐趋封闭,几乎只有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一个维度,即便像《群魔》这样的小说,其写作动机和基本主旨,也主要是与自己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对手——“西方派”和“虚无主义者”进行论战。所以,如果现实主义可以宽泛地理解,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就可以被界定为“内在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或“宗教现实主义”,甚至可以径直被界定为“唯心主义的现实主义”。

……这里只有灵魂——受折磨的,不幸的灵魂:它们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自我表白和自我忏悔,就是从肉体和精神的溃烂处拈出灵魂中的罪恶之虫,并一条条地展示给我们看。——弗吉尼亚·伍尔芙评论陀氏的小说。

而十九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也直接影响着文学的发展。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1825年的12月党人起义,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等等,都在俄罗斯作家中的作品中得到广泛的反映。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入关注,是俄罗斯作家作品得于成功的关健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哲学走向评析”阶段性成果)

韦勒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味流于唯心主义:其来源可能是柏拉图,席勒和别林斯基的学说”,而他的眼光,则带有“一层无病呻吟的色彩”。这样的美学观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追求艺术上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渴望创造典型,而非个人,摒弃流行的现实主义”。“宗教理想主义”是他许多作品的根本性质,主观性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极为突出的特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我发现确实有几口深不可测的井,但是,那几口井都是打在人类灵魂的几个孤立的点上。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创造者。首先,他描绘的世界,完全象是他独创的。——普鲁斯特(选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

俄罗斯文学家之著名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俄罗斯经典作家注重于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广大农奴和城市下层人民的悲剧生活与命运,始终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描写的中心题材。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驿站长》到果戈里的《死魂灵》《外套》,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托尔斯泰《复活》等等,那一部都充满着对旧制度的抗议,对人民的生活苦难的同情,散发着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芒!正是这种充满正义感的人格力量及艺术,使得俄罗斯经典作家们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我们固然应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和非凡之处,但也应该揭示他精神的分裂状况和思想的矛盾性。对于我们来讲,认识他伟大的一面,是我们内心生活的迫切需要,而认识他的问题和局限,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作家的复杂性,从而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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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能在某一领域诞生世界级的大师并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件。他应该源于普通民众对于这一领域的广泛认可、广泛需求,比如我们国家的水稻杂交技术。同样,俄国人能诞生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和他们全民爱好文学甚至是崇拜文学是分不开的。

精神世界的分裂与矛盾

越是伟大的作家,在世间的争论就越大。而陀氏,更是如此。从哲学、政治、宗教、艺术·····几乎所有的层面,都有陀氏和自己搏杀的身影,更有后来的人杰和陀氏思想的纠缠。在白银时代俄国伟大的散文作家罗扎诺夫看来,陀氏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先知,他的某些著作则是不折不扣的“神言”——只是他的很多预言已经应验或正在应验,而应验的大多是反面的预言,关于暴力、混乱、专制的预言,而不是俄罗斯人的弥赛亚预言。关于这一点他说“要知道‘先知’有时也会弄错”。我个人在读陀氏作品中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被“弄错”的预言恰恰证明了陀氏“先知”的无力。终究是“人”而不是神的陀氏无论如何都要掩饰自己的这种无力感。我更愿意相信他的“人有时喜欢苦难甚于幸福”、“喜爱破坏甚于建设”而不是他在跟在斯拉夫主义后面反复强调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它作为权力拥有者,要求人们跟着他相信:俄罗斯是最自由的国家。”(转引自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P75,上海人民出版社)这里,借用一句刚刚去世的加拿大歌手、诗人莱奥纳德·科恩的一句话:“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会等待下雨,我觉得我浑身已经湿透了。”单从这一点,我觉得科恩比陀氏伟大。

在俄罗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市都会有纪念碑,而这些纪念碑十有七八都是为文学家树立的。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上千座诗人、作家的纪念碑,这就是俄国人爱好文学、崇拜作家的一个具体体现。

若想彻底地了解一个作家,完整地认识他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就必须细致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就像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一个阶段或者一个侧面的生活,而要完整而全面考察其人生历程。

“俄罗斯的存在之矛盾总是能够在俄罗斯文学和哲学思想中找到反映。俄罗斯的精神创造和俄罗斯的历史存在一样,具有双重性。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我们民族最典型的思想体系——斯拉夫主义中和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身上。俄罗斯历史的一切悖论和二律背反都在斯拉夫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留下了烙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孔,如同俄罗斯的面孔一样,具有双重性,激发着一些相互对立的情感。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某种低贱、粗鄙、缺乏尊严、奴性混杂在一起。对人无限热爱,真诚的基督之爱,与仇恨人类的残忍结合在一起。对基督(宗教大法官)的绝对自由的渴望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难道俄罗斯本身不也是这样吗?”(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P4,译林出版社)之所以大段抄录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话,不是为了陀氏,而是为了作为邻国的我们自己。纵观中俄关系,中国从来都是北极熊嘴里的海豹——从古至今,没有例外。不仅中国,但凡和俄国打交道,几乎没有不被凌辱和欺骗的。这是一个什么国家、民族,它的哲学家们、文学家们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但我们依旧与熊共舞,其中的诡异几乎无人破解——不敢破解。

俄国文学成熟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晚的多,俄国第一个世界级的大诗人普希金出生于1799年,但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世纪二十年代。他的文学创作只持续了二十多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创作了如此之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这让人不得不佩服。

通读《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你会发现至少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叙事性作品中的他,一个是论说性作品中的他。小说中的他,是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书信和论说文中的他,则是平庸而令人失望的。小说中的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拷问灵魂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和宗教学家,但是,写实文体中的他,就没有那么伟大和光明,而是一个黯淡的形象——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个缺乏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理性意识的人,一个冥顽不化的斯拉夫主义者。

本意是对陀氏的速写,写着写着跑偏了。我依然想借陀氏浇自己胸中的块垒,继续说。二十世纪另一个俄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讨论过陀氏,他在为纪念陀氏逝世25周年而写的《先知之才》一文中,也是借了陀氏浇了自己胸中的块垒。如果说托尔斯泰求助于基督教的惟一而又真实的源泉——《福音书》的话,那么陀氏却述之于斯拉夫主义者及其宗教国家学说。“只有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不是路德新教,甚至也不是简朴的基督教。接着就是独创的思想:俄国,俄国高于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如何要预言,不断地预言,却不断地出错。“他恐吓我们说,欧洲由于阶级斗争而血流成河,而我们这里,多亏了我们俄罗斯的全人类思想,不仅和平地解决了我们的内部问题,而且还将出现崭新、空前未有的语言,我们可以用这种语言去拯救不幸的欧洲。25年过去了。欧洲暂时还太平无事。而我们却不知所措,这是在血泊中的真正的不知所措。在我们这里,不仅是压迫非俄罗斯人、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而且折磨我们自己的饥寒交迫的不幸兄弟,完全不懂什么的俄罗斯平民百姓。在俄国的中心莫斯科,许多妇女、孩子和老人遭到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纪念普希金的演说里所预言的俄罗斯的全人类究竟在哪里?爱在何处?基督教的戒律又在哪里?我们只看到一个‘国家组织’,西方人民由于它而战斗——不过,不像我们这样使用残酷无情和反文化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不是试图预言的话,就会好多了。”

俄国文学真正崛起于19世纪三十年代,普希金之后还有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科夫等。短短四五十年里,俄国文学从默默无闻,一下子成为了世界文学的顶峰,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学现象。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爆炸,也成就了人类文学发展史的第三个高峰,而前两个高峰是古希腊神话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语文学。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文学在俄罗斯民众有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了。

是的,他被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部分:一半是伟大的,一半是鄙陋的;一半属于上帝,一半属于沙皇。属于上帝的一半,是天才的,甚至是伟大的,直面人类的罪与罚、苦难与拯救,显示出一种特别沉重和严肃的性质;属于沙皇的一半,则纯然是病态的、平庸的,显得偏激、狭隘,俗不可耐,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和道义水准,比一个庸众实在高不了多少。

“我深信,即使他直到自己的最终之日还呆在地下室的话,他也不能解决那些曾经使他焦虑不安的问题。人无论怎样全力倾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仍然是停留在真理的‘前夜’,并且也不能找到他所必须的谜底。人类的规律就是这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也不会带来危害。只有那些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摧毁波兰人并且制造平民百姓的灵魂急需的苦难忧患的人,才会听从他。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许他们,那么实际上这完全不会给他们增添任何东西。他们不需要文学的赞许,因为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不是本本,而是武力和谎言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作用······”(列夫·舍斯托夫《思辨与启示》P139-140,上海人民出版社)

但是为什么一定是俄国呢?原来1812年俄国人打败拿破仑后,俄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以后几十年里也正好是俄国文学的成熟时期,借着这个浪潮,文学深入俄国人心,也诞生了世界级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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