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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彝成为英国挂牌纪念的第三位华人,蒋彝旅居英美四十余载

2020-03-20 03:19

在我一生中,总有哑行者紧紧相随。他拿着画笔与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后蹑足随行,不曾间断。

作为20世纪少数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他的游记引领西方人体悟一种中国的眼光,在为人所熟悉的风景中呈现非同寻常的感受。他笔下的巴黎对东西双方的人们而言,都是一次值得重新审视的特别之旅,读之仿佛在纸上的一场绮梦。这意韵正如书中第一章的一首小诗:此行不为寻春至,却值春深物象奇。我自赛茵河畔立,依稀重认旧巴黎。(作者为艺术评论人)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大震撼。受到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唯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中国,蒋彝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为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加入北伐军,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为了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彝和一名极有权力的军阀发生争执。他辞去政府公职,于1933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没想到,他在国外一直滞留了下去,直至1975年,才有机会重回中国,当时,距离他走出国门已经42年。

如今,牛津有了全英国第三块,上面写道:“蒋彝,艺术家与作家,也称哑行者。”

25年后,我住在纽约,某一天,看到一幅中央公园湖泊的水彩画,那不容错认,正是哑行者的作品。我很惊讶,蒋彝居然到过美国。书店将画标价300美金,这在当时可说是一大笔钱。我多希望我买下了它。

初读《巴黎画记》,便于蒋彝笔下的巴黎生出几分亲切,因其勾勒的图景并非仅是高高在上的艺术殿堂或是时尚之都,而是充满了历史与生活的体验感。他在书中大多描绘的是日常生活所见平凡景象。“冬季之仲夏夜”一章中,蒋彝言及自己喜吃蛙腿,却由于童年祖母的告诫之说“凡杀生并啖之者,在投胎转世时将会变成其中的一种生物”,便觉得面前桌上的蛙腿白花花的颜色和形状看上去和人腿很像,而配合此章的若干青蛙插图,或拟人化的或一两只手舞足蹈、成群结队地举杯共饮,甚为荒诞可爱。

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喜欢“雨中漫步”,这使人“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城市之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广场和蔚金特街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

以“哑行者”为不少英国文化人所熟知的中国艺术家蒋彝1933年抵达伦敦。其后18年,他先是出没于伦敦北城富人区汉普斯特德的文学艺术圈,随后又抵达大学城牛津。1955年,他移居美国;1975年,他重回离开40多年的中国,两年后去世。漂泊半生的蒋彝,最终魂归故乡江西庐山脚下。

蒋彝的作画技巧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但如果有人说,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中国绘画,他会不胜其烦。“这些作品绝不是什么典型的中国风格。”他写道,“我的画,是一个中国人的独特表现,而不是全体中国人”。

配图为蒋彝画作及著作书影

到达英国不久,蒋彝就给自己取了“哑行者”(SilentTraveller)这名字。传统上,中文“哑”这个字隐喻了谦虚和智慧;在这儿,则强调出蒋彝在西方遭遇的种种困境,尤其是语言方面。这名字标示了蒋彝的新身份,也一辈子跟着他,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签名上。这名字还是他12本旅行书的标题,书中记述了他在不同国家、城市的旅行经验,以及他对东西方相似之处的探索。

2019年6月29日,牛津市政府专门为这名与英国颇有渊源的华人艺术家特设故居蓝牌,纪念他对英国华人艺术与文学的贡献。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成为西方新闻的焦点,国民革命、长征、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与黄河水灾等,无不吸引着英国知识分子的目光。1935年,更有一场中国艺术大展于伯灵顿宫举行。《中国画》一夜之间声名大噪,一个月内便重印。不久,蒋彝结交了一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包括:萧伯纳;威廉·米尔纳爵士,蒋彝受这名约克郡乡绅之邀到巴瑟福会堂做客,并在那儿完成了《约克郡谷地画记》;爱德华·朗福德勋爵,也是都柏林盖特剧院的赞助者,他的兄弟弗兰克更有名;劳伦斯·比尼恩,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图书;另一名特别的朋友则是布兰克斯通,大英博物馆陶瓷部门的年轻学者,在伯灵顿宫展览上与蒋彝结识,战争期间代表英国情报部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去了中国,后病逝于香港。

蒋彝的特别,在其为中西艺术和文化交流所做的是向西方人提供东方人的视角和眼光。20世纪以来以西方文化向内输入的探索者多,而向外输出者少,蒋彝可算其中代表之一。他以游记的形式,以独特的东方视角透过巴黎高雅而流光溢彩的表面,让花园里的场景变成乾隆时期的花瓶、让法餐里的蜗牛变成小人儿拉扯的马车......让西方人眼中平淡而熟悉的事物变得似曾相识而又有些陌生。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前往欧美学习,钻研政治、法律、科学与文学,将新思想和观念带回中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学成后回国,但包括蒋彝在内的另一些人士在海外旅居数十年后才最终返国。

因为“某些理由”,蒋彝在南京东南大学攻读化学。服完兵役后,他曾短暂教过化学,当过报刊撰稿人。后来又成为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包括九江。他认为那是一份“令人厌倦的口舌工作”。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写作与画画时,蒋彝会选择以“哑行者”为笔名。

1933年,蒋彝远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之后旅居海外40多年。尽管生命的后半部分在海外度过,但少时的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他的眼中,巴黎的湖光山色、社情人文便成了中国眼光之下的改造物,这是中国艺术家对西方文化理解之后的新诠释。蒋彝试图将中国传统笔墨的表现形式与西洋绘画的视角技法相融合,尽管描绘西方建筑、城市并非技法纯熟,却流露出丰富的艺术性与真挚的个人情感。

1938年11月,《星期日泰晤士报》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进作家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七百多名听众就“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他的第一本画记出版时正值华人知识分子开始将自己的文化和思想直接介绍给西方受众之时。他笔下的《哑行者》系列,通过华人的视角和笔墨观察英国百态。

实际上在此之前,在伦敦仅仅两年,蒋彝已经出版第一本书《中国画》。对一个使用英语不到两年的人而言,该作品令人惊艳,即使他大方地在致谢里将此归功于他的朋友、剧作家熊式一,以及“将我笨拙的表达修改成清晰的英语”的英尼斯·杰克逊小姐。

摘要:作为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蒋彝旅居英美四十余载,以“哑行者”出版了隽永的系列画记,文画互映、诗书交融。他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读蒋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70余年。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蒋彝的结语仍会不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得愈多,愈深深地坚信人道、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产生间隙呢?”

傲慢与偏见的时代

蒋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于他以全然博学多闻(他从未错用牛津俚语或爱丁堡方言)但同时又是个彻底外来者的角度,不动声色地观察西方的行事。蒋彝注意到英国的阶级自负与种族傲慢,由于他诞生于充满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气焰。例如他对牛津学联的一段回忆:“我与朋友正在楼上的读书室喝茶,突然间,房间角落一个裹着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站了起来,像在演戏般,朝侍者伸出右手,说:‘我要盐巴,盐巴。’他无疑是牛津的毕业生,所以对这地方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礼。”这个反讽很斯文,但丝毫不减其辛辣。

蒋彝试图将中国传统笔墨的表现形式与西洋绘画的视角技法相融合,流露出穿越般的幻觉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画记》在西方读者间风靡,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一点都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伦敦画记》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或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英媒称,“哑行者”蒋彝成为英国挂牌纪念的第三位华人。

伦敦的寓所被炸毁后,蒋彝搬往牛津,并在当地住了五年。战后,他立刻到美国待了数月,然后返回牛津。但他又于1955年移民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长达16年,也曾在哈佛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短期授课——证明其学术声望与日俱增。其间,哑行者仍挪出时间造访巴黎、都柏林,他所描绘的波士顿与旧金山令人惊异,为系列游记再添新章。

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蒋彝以“哑行者”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游记,包括《湖区画记》《伦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三藩市画记》等。《湖区画记》时,他的绘画尚且仍充满了中国画的范式,虽表现的是英国湖区风光,但呈现出的却几乎是完全的中国传统山水面貌。用他的话说,是“在缺乏西方技法及媒材训练的情况下,我试着以我的中国笔、墨和色彩,以及我们传统的绘画方式,诠释英国景色。”当回顾他在《湖区画记》里的独特尝试之时,相信不管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读者,还是当下的中国读者,都会被一种穿越般的幻觉感深深吸引。

(本文节选自《伦敦画记》序)

蒋彝在1933年来到英国。那时,伦敦和利物浦已分别有规模不大但十分重要的华人社区。这一群体是在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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