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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小说中那些智慧超常的英雄显然提供了某种想象性的解答,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言

2020-03-26 05:38

小说内容表面看起来是由一系列没有逻辑的碎片组成,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生活贫困的主题展开叙述的。面对生存压力,主人公变得精神焦虑,愤世嫉俗,猜忌别人。面对现实,主人公除了力求维持个人以及家人的基本生存之外,似乎别无他求。主人公既是庸俗的体现者,同时又是庸俗的揭露者。在书信中他多次提到妻子的邻居“小丑”夫妇,并不断强调,他不喜欢“小丑”以及“小丑”的妻子大柳霞,原因是“他们总是只谈钱”,“她希望靠别人生活”。我们发现,为主人公所不屑与鄙夷的“小丑”其实正是主人公自己的镜像,他所揭示与暴露的“小丑”的性格缺陷正是主人公自身性格特征的折射。

小林、妻子小李、同学小李白精神发展的轨迹,是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使俄罗斯文学伟大而迷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执著守护,还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捍卫?是对底层小人物的真诚同情,还是对上层社会的无情批判?是对罪恶和苦难的极度敏感,还是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焦虑?是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还是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 答案与其说是排斥性的,毋宁说是包容性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对立的选项,都包容在俄罗斯文学里,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很多时候,描述俄罗斯文学不能用“不是……而是”的句式,而必须用“既是……又是”或者“不仅……而且”的句式。俄罗斯文学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残缺的局部。 然而,如果非得用一个词来说明俄罗斯文学的本质和特点,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和评价它呢? 教养。是的,文化教养。俄罗斯文学在伦理精神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总是表现出高度的文化教养。它的种种优秀的品质,它的令人着迷的魅力,都来自于它的教养。文学的伟大,最终决定于伦理精神,而伦理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则是充满道德诗意的文化教养。 文化教养集中地体现着人的情感、行为中所有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它意味着一个人极大地摆脱了动物性的野蛮和粗俗,意味着人性的光辉和美好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从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优雅而得体,都表现得令人满意和赞赏。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他们鄙弃一切粗俗、下流的东西,对庸俗和粗野抱着一种深深的反感。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庸俗的敌人。有人对果戈里在自己的小说中从来不渲染甚至很少写男女之间的私情感到困惑。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更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世界,是人的精神病痛和残缺,而不是别的。这其实是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的特点。在他们笔下,根本不可能出现《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许多俄罗斯作家都有一种近乎羞涩的贞洁感。如果俄罗斯作家写出了《肉蒲团》一类的秽亵作品,不仅别林斯基一定会像受了严重的侮辱一样无法忍受,所有俄罗斯作家都会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神圣事业蒙受了巨大的伤害。 为了在伦理精神的追求上,臻达令人满意的境界,俄罗斯作家付出了认真而艰苦的努力。即令在微末的细节描写上,他们也从不轻忽、随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最初这样写安娜跟哥哥之间亲人的接吻:“卡列宁夫人不等哥哥走近,就用一种轻盈、敏捷的步伐迎上前去,她满脸放光,就像被一道光线照射着似的,伸出右臂搂住他的颈子,用力而迅速地把他拉到面前,咂然有生有声地吻了他一下。”这样的细节描写所显示的安娜形象,是轻佻的,不可爱的。所以,在最后的定稿中,托尔斯泰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描写:司梯瓦自己向她走过来,而不再是安娜向他走过去,这样,安娜的形象就显得更优雅、更女性化一些,正像贝奇柯夫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去掉了那种在他笔下永远会起反作用的肉感性笔触:‘咂然有声地吻了他一下’”①。通过这样的修改,托尔斯泰既显示出了自己高度的教养,也表达了对人物和读者的尊重。 事实上,追求一种能够显示人类的尊严和教养的境界,已经成为俄罗斯作家自觉的文学理念和写作原则。对俄罗斯作家来讲,文学就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伦理性的体验和表现,而文学价值的大小,甚至文学的成败得失,最终都决定于它对伦理的态度,决定于它在文化教养的表现上是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对俄罗斯作家来讲,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类要满足自己穿衣、吃饭、生育的自然需求。它还是一件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事情,——人类还需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需要通过健全的教育获得良好的教养,从而生活得体面而富有尊严;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维度,通过为利他的慷慨行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获得他人友善的对待和积极的评价。 如何满足人的这种伦理性的精神需求,乃是一切伟大的艺术和文学所关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近年来,美学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把被割裂的“美学”和“伦理学”重构为一个整体,为了强调二者不可分离的整一性,沃尔夫冈·韦尔施甚至把“美学”和“伦理学”缩约为一个生造词“aesthethics”。这种新的美学理念,反对那种“表面的审美化”和“最肤浅的审美价值”——后者被认为是一种“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②。总之,“一般地讲,今天我们正意识到,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取决于相互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这与现代的区分理论和分割教条所想象的方式是截然对立的。这需要思维由分割的形式转变为相互缠绕的形式。学科的纯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变成陈腐的策略,超学科性与横向分析正在取代它们的位置。”③ 这种新的美学理念致力于克服过去的简单的“生存决定论”,以求全面地满足人的需求,尤其是满足人的“更高级的愉悦”和升华的需要:“作为一种动物,生存的需要同样也是我们的伦理美学中的第一需要,升华的需要只能是第二位的。但是作为‘人类’,升华的需要是我们本质性和决定性的的需要,对人类而言,它是一种明显的对‘高尚’的需要。”④对“高尚”的需要,这是人最为内在的一种精神需要,是人的生活达到高度自觉境界以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精神渴望。一切具有升华和净化力量的美学,都是为满足人的这一需要服务的。 如果说,所有人类创造的优秀的文学,都具有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崇高的伦理目标,都表现出对“高尚”的尊崇,都表现出对人格尊严的捍卫,都表现出对于优雅和教养的敬意,那么,俄罗斯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自觉。由于对伦理价值的重视,由于高度成熟的文化意识,无论在文学的理论表达中,还是创作实践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一切丑恶现象尤其是庸俗性,怀着深深的不满和厌恶,怀着一种近乎仇恨的心情揭露和抨击它。在他们看来文学和艺术的“高尚”品质与庸俗性,是格格不入的;文艺的使命就是通过否定庸俗性,来净化生活,来捍卫人的尊严。 庸俗不仅是生活之敌,而且是文学之敌。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如果说,教养是人类摆脱庸俗之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质,那么,文学只有在更高的境界上超越庸俗,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才能成为对人类的内心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学。赫尔岑说:“艺术,它主要是美的均衡适度,它不能忍受市侩生活中这鼠目寸光、平庸自满的尺度,这种生活在艺术看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污点——这就是庸俗性。”⑤作为一个具有宗教气质的哲学家和美学理论家,别尔嘉耶夫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从种种严重的奴役和“堕落”的诱惑中把人解救出来。他说:“应该从童年起就在精神里道德地培养人”。他的“创造伦理学”探求的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努力,通过“对肯定价值的爱”来克服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格的升华,“提高生命内容的质量和价值”⑥。从根本上讲,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和无聊的克服,没有升华性的积极的伦理态度,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作家就不可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丰富的诗意和内在的深度。就此而言,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伦理化的艺术活动,即一种显示高贵与尊严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意味着升华,意味着照亮,意味着教养,意味着对庸俗的超越。别尔嘉耶夫说:“庸俗化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日常世界。在庸俗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对恐惧的摆脱不是向上的运动,而是通过向下的堕落。庸俗是彻底地堕落到低级平庸之中,在这里不但不再有对高尚世界的忧郁和在先验世界面前的神圣敬畏,而且甚至不再有恐惧。高山从地平线上消失,只剩下无限的平面。……在庸俗的王国里,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苦难消失了,但是这个轻松是由于拒绝为高尚的存在进行斗争而产生的。”⑦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就是“向上的运动”,就是为了“高尚的生存”而“进行斗争”。那些真正的作家之所以要摆脱低级庸俗,之所以要超越琐屑无聊,之所以要升华作品的格调,就是为了臻达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密切相关的“美好”与“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伦理精神看,俄罗斯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怀着深深的罪感和忏悔的心情,叙写苦难和不幸,赞美宽容和仁爱的精神;一种怀着强烈的焦虑和不满,以喜剧的幽默或讽刺的方式,揭露生活的残缺和可笑,表达对乏味、沉闷的庸俗生活的否定态度。前者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后者以果戈里和契诃夫为代表。这种划分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体现出一种纯洁的道德姿态和高度的文化教养,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感态度,即对于人的爱和尊敬,正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在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思想里出现了强烈的同情和怜悯。这对人类道德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思想的使命就是表达完全的仁爱、同情和怜悯、正是俄罗斯人在自己精神的顶峰不能忍受幸福,如果别人遭受不幸。”⑧ 在俄罗斯作家中,最有教养的人,无疑是契诃夫。高尔基说:“他是很谦虚的,他的谦虚差不多到了贞节的地步,他不肯高声地、公开地对人们说:‘啊你们应当……更正派点!’……他憎恨一切庸俗、肮脏的东西,他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的微笑来描写了人生的丑恶,很少有人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美丽的外表下面,看出那个严厉斥责的含义来。”⑨在俄罗斯作家中,没有谁像契诃夫那样温和,甚至温和得近乎羞涩,同样,没有谁像契诃夫一样,持久地描写俄罗斯人灰暗的生活图景,表现他们身上可笑的缺点和缺乏教养的庸俗性。 是的,批评庸俗性,这是几乎契诃夫小说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反对庸俗性成了契诃夫小说中统摄其他所有主题的主题。 对于人们内心的根深蒂固的庸俗心理,对于他们身上的习焉不察庸俗习气,契诃夫有着极为敏感的洞察。正像高尔基发现并指出的那样: 没有人像安东·契诃夫那样透彻地、敏锐地了解生活的琐碎卑微方面的悲剧性,在他以前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毫无生气的混乱中间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 “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一管冷静而锋利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就是那些在第一眼看来好像很好、很舒服并且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他也能够找出那种霉臭来。⑩ 这是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对契诃夫的文学精神最为深刻的理解。虽然,高尔基在评价贵族作家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多有言过其实的否定和令人费解的偏见,但是,对平民作家契诃夫,他却始终是尊敬的,评价始终是很高的。他不仅正确地揭示了契诃夫在伦理精神上的特点,而且还体情入微地指出了契诃夫观察和讽刺“庸俗”的纯洁的动机和高尚的愿望:“他有一种随地发现和暴露‘庸俗’的技巧——这种技巧只有那些对人生有很高的要求的人才能够有的,而且只能够由那种想看见人成为单纯、美丽、和谐的热烈的愿望产生。” 高尔基说: 在这一群软弱无力的人的厌倦的灰色行列面前,走过一个伟大、聪明、对一切都很注意的人;他观察了他祖国的寂寞的居民,他露出悲哀的微笑,带着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的调子,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一种绝望的苦恼,用了一种好听的、恳切的声音说:“诸位先生,你们过的是丑恶的生活!” 沃洛夫斯基无疑认同高尔基对契诃夫的基本评价。像高尔基一样,沃洛夫斯基也认为“契诃夫主要是描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渺小、无聊和庸俗的东西”{13},但是,他所信奉的狭隘理论使他严重地误解了契诃夫。他认为契诃夫远离了那些进行“实际斗争”的人,与他们“格格不入”,“始终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这就使他不能不消极地看待俄国生活中的许多正面现象,而这些现象,亦因囿于这样的先入之见,也被归到阴沉灰暗的当代生活里去了。”{14}他以困惑不解甚至责备的语气,谈到了契诃夫在作品中表现出的的“尖刻和残酷无情”。他把“个人生活上善良、温和而又高尚的契诃夫”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严肃的契诃夫对立了起来。他没有看到,契诃夫在小说中的所表现出的幽默,是尖锐的,严峻的,但从来不是“残酷无情”的,而是温和的,善意的,充满期待的。他用反讽的否定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生活的不满和愿望——他希望人们摆脱“丑恶的生活”,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教养,更有活力,更有诗意。 比较起来,卢那察尔斯基虽然也“鄙弃”契诃夫的“调和主义”,但是,他正确认识到了契诃夫作品的价值,高度评价了契诃夫的人格。他说,“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对契诃夫的爱重,甚至超过了对高尔基、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爱重”{15}。他从契诃夫身上看到了“爱”,而不是“冷酷无情”:“生活引起契诃夫的兴趣,契诃夫爱生活,爱大自然,也希望爱人们”,虽然他碰见的人“残缺不全”,但是,他为此感到“深切的悲痛”,而在描写这些人的时候,他引发的是人们“含泪的笑”{16}。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就内容来说,契诃夫也符合我们现代的精神。这是因为,虽然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契诃夫的世界的基础已经崩溃,可是这个世界本身还存在着”{17}。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这是一句很深刻的话。准此,我们可以说,从作家的主体性角度来看,一切真正优秀的文学的赖以产生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教养。任何试图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作家,都必须通过艰苦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长,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 我们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里看见了教养,看见了由这种教养带来的美的境界;从他们的经验里,我们还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除非改变自己身上的原始性的粗野,除非彻底摆脱自己身上的低下的庸俗东西,并最终成为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人,否则,一个作家根本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可能达到成熟而完美的境界,——对价值拔根状态下的文学略有所知的人,当信吾言之不妄;对俄罗斯文学经验心有戚戚的人,当信无言之不妄。 注释: ①贝奇柯夫:《托尔斯泰评传》,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34-335页,1959年4月。 ②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5月。 ③同上,第79页。 ④同上,第84页。 ⑤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第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1月。 ⑥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第186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 ⑦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36页。 ⑧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57-258页。 ⑨高尔基:《文学写照》,巴金译,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4月。 {10}高尔基:《文学写照》,巴金译,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4月。 {11}高尔基:《文学写照》,第105页。 {12}高尔基:《文学写照》,第112页。 {13}沃洛夫斯基:《论文学》,程代熙等译,第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 {14}沃洛夫斯基:《论文学》,第265页。 {15}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第2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 W {16}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236页。 , e9 l' A! M6 P+ ] {17}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239页。

自《暗算》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谍战小说就有点一发不可收。《风声》、《风语》、《潜伏》、《深谋》,直到新近出版的《租界》,各有机杼,引人入胜。其实,谍战小说的荣光并非始于今日,想想曾影响一代人的《林海雪原》、《永不消逝的电波》、《夜幕下的哈尔滨》等,一条红线就隐约可见。跌宕起伏的谍战小说,为何总能受到人们的关注呢?

俄罗斯当代作家莫罗佐夫1998年获得“俄语布克奖”的作品《他人的书信》延续了19世纪俄罗斯作家展示“庸俗”的主题,以书信体形式将生活于20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小人物”庸常的生存状态呈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既有对“小人物”庸俗生存状态的展示,也不乏对其不幸生存状态的体谅和同情。

他坚持用“零度情感”去记录细小琐碎的世俗生活,越是真实越有力量,越是真实越靠近读者的心。

其次,转型期的日常生活纷繁复杂,如何才能理清千头万绪而不是深陷其中?谍战小说中那些智慧超常的英雄显然提供了某种想象性的解答。几乎每一部谍战小说,都会营造出一个复杂异常而瞬息多变的迷宫:沉着耐心,细致谨慎,大胆应变,取舍之间的果断选择……主人公穿越迷宫的智慧和能力,对于身处纷杂生活而被诸多困惑滋扰的普通人来说,无一不是他们所渴望的。对于某些读者来说,他们甚至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体验中,获得直面复杂多变的生活的勇气;而对于另一些人,他们更可能因为对这个想象世界的沉迷而暂时脱离了现实的生活。

那么,作为个体,人究竟应该怎样摆脱庸俗的生存,让生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是作品通过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和展示,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潜在但值得深思的问题。

全篇仅有三万字,会让你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没有曲高和寡的拗口词汇,没有趾高气昂的刻板说教,没有治愈感情的心灵鸡汤,不刻意歌颂与讽刺,只有冷静客观的平铺直叙。

再次,在资本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功利主义一度消解了崇高的价值形象,带来了信仰的大面积缺失和生命价值的迷失,谍战小说是对这一价值困境的回应:它以从日常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形象,引发人们对崇高和信仰的回味乃至反躬自省。值得注意的是,谍战小说中那些为民族命运和革命信念甘于出生入死的人物形象,不同于传统革命题材图书所塑造的高大全的完美形象。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趣味嗜好乃至人格缺陷等多样特征。然而,为了自己的信念,这一切又都是可以无条件地牺牲和克服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谍战英雄们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曾经是坚固的,如今却似乎有些消退,然而,与其说谍战小说张扬的是信仰本身,不如说它张扬的是人物在信仰之路上的艰苦卓绝、超人的意志力和挑战极限的勇气。在信仰迷失的时候,能把人们从怠惰和功利中提领起来的,是坚定的信仰,更是信仰践行过程中敢于直面困境的坚韧执着与非凡勇气,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帮助我们重树生命的尊严。此外,谍战小说中的一些优秀之作,成功地把个体生命与历史时间链接起来,进一步助燃人们的希望,使生命在历史的延展中获得超越自我的历史性价值。

《他人的书信》取材于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社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主人公是一个身有残疾的退伍军人,蜗居在莫斯科一间仅有8平米的房间里,因去外地结婚而离开莫斯科三个月,回来之后发现抚恤金被中止发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决;其间邻居企图霸占他的房子;工作长期没有着落,生活难以为继。几经周折,他总算找到了工作,但薪水很低。他几乎每日或者每隔两三天就给生活在外地小城的妻子修书一封,在信中不厌其烦地叙写对妻子的思念以及两地分居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倾诉他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表达对周围人和事物的不满。作品卷首语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穷人》中的片段,作者以此暗示,男主人公的生存状态类似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

一天的生活起于豆腐,终于豆腐,天天围着豆腐转,人也跟着 "馊"了。

一切不要着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倒是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馊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

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会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不知道谁!

借助于影视改编的力量,谍战小说近几年在市场风生水起,屡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渐次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而麦家屡获文学大奖,更象征着“谍战小说热”所传递的某种文化诉求已经参与了当下文化空间的书写。实际上,谍战小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类型文学的框架,而进入到社会意识再造的层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失去意义的引导,人就会陷入仅仅为满足肉体生命存在的庸俗的生存状态。《他人的书信》中主人公所处的状态正是如此,他延续了其前辈“小人物”身上的所有缺陷,精神单薄、平庸,缺乏对生命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和体认,纠结于卑微琐碎的细节之中,关注的无外乎自己的衣食住行以及妻子女儿的温饱问题,而不是追求具有深度意义的生活。他从不真正关注精神领域的事件。邻里之间的勾心斗角,为恢复抚恤金而四处被迫求人,社会的漠视等等——这些因素,渗透到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其个人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人性被拮据的生活所扭曲和异化,导致对周围世界的麻木和愤懑,失去了对他人应有的起码的尊重与理解。

妻子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清秀的姑娘,长得小巧玲珑,腼腆可人,朴素干净,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让人见了从心里怜爱。

首先,谍战小说提供了大量烟火气十足的英雄形象和市井底层的传奇,既完成了对普通人生活的想象性超越,又因与日常生活场景紧密相连,而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我们在诸多成功的谍战类型小说中看到,那些谍报战线的英雄群像,一方面有坚定的信仰、冷静的外表、果决的勇气和危机中迸发的超人智慧,一方面不乏丰富的情感世界、细小的日常烦恼,乃至被命运摆布的普通人的无奈感。在他们这里,崇高与俗常奇妙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颇为悖谬的“冰与火”式的组合,琐碎的日常因理想和信念而着上神圣的色彩。与此同时,这两个极致之间的融合为读者提供了张力十足的体验空间,一旦进入这个想象性空间,读者就会感到,庸常的生活碎片在信念之光的照耀下,瞬间显示出价值的光芒。进一步说,正是在这种日常情感与终极价值的交织当中,一种不断挣扎的生命状态被凸显出来,而通过对这种状态的想象性体验,读者成功地获取了生命的存在感。

尽管主人公在现实的泥沼中举步维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改变生存现状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没有完全屈服于现实,他仍然在挣扎、在努力,这让读者在慨叹之余,依稀看到了主人公未来生活的曙光。

《一地鸡毛》从馊豆腐开始,以一地鸡毛和一群蚂蚁结束,围绕一对夫妇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与周围几个人的冲突纠纷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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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实质上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与后者相比,本书主人公自私自利,人格卑下猥琐,缺乏良善的品质;不知体谅和同情他人的处境,凡事习惯于怪罪别人,不知内省。正是逼仄的生存环境使得主人公的思想与行为变得庸俗不堪,精神与人格变得萎靡不振。信中,主人公常以莫斯科物价太贵为由,吩咐妻子购买各种食品及生活用品,托人捎到莫斯科,其中的艰辛与波折可以想象。其时,他的妻子已怀孕数月,还带着与前夫所生的上小学的女儿。主人公为了一己私利,完全不顾处理这些事情可能会给妻子带来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其人格的自私自利可见一斑。

埃德林加·莫林和安娜说:“我们身上有两种往往相互分离的状态。第一状态是平淡状态,它与理性/经验活动相适应。第二状态是诗意状态,使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不仅有诗歌,还有音乐,舞蹈,节庆,狂欢和爱情。”

当然,我们所谈及的这些优秀的谍战小说,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类型小说的既有格局,也还有大量的谍战类型写作,仅以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猎奇心、怀旧感为吸引读者的手段,更有些模式化、批量化的写作,很容易使人陷入审美疲劳。一些作家的成功告诉我们,“时代是文学的‘酵母’”,只有“将时代的命运和自己的切肤之痛紧紧融在一起”,类型化小说的写作才可能产生更为积极的文化意义。

柯亨认为,“与金钱的缺乏即贫穷相伴而来的是自由的缺乏……这是一个绝对明确的真理。”《他人的书信》主人公拮据的生存状况准确地诠释了柯亨的这一论断,庸常琐碎的生活如幽灵般困扰着主人公。庸常滞重的日常生活遮蔽了人类美好的情感,琐碎的生活令主人公身心俱疲。

但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贫瘠,也就意味着越来越丧失自我。

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着巨大变化,曾经的崇高信仰时常缺失,谍战小说与这一社会文化精神征候之间的呼应,是我们把握其意义的文化“密码”,是我们对其进行反思的关键所在。

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的庸俗折射出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自身难以克服的劣根性,这种无处不在的庸俗几乎存在于我们周围每个人的身上。作者在作品后记中写道:“感到我们生活中日常的低级趣味的多头统治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样的生活的信仰可以成为人类包罗万象的宗教。”作者通过观察,逐渐意识到,“生活中的低级趣味是不可避免而且几乎是不可治愈的,正是在低级趣味中表现出一个人的天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天性的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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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主人公这种庸常的生存现状,作家在后记中写道,“为了让生活获得某种意义,必须避免庸俗的自满,一个人没有一丝权利拥有这种自满,他需要相信什么,因为只有某种信仰可以使生存变得很高尚……庸俗的生活首先就是没有信仰的生活,被琐事充塞的生活,满足于贫乏而且忘记最本质的——甚至是忘记了死亡的生活……”显然,作家认为,只有信仰可以让生活获得某种意义,“只有某种信仰可以使生存变得很高尚”。信仰,归根结底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生活目标和精神的皈依。

文/壹点伍亿上书房

关于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别尔嘉耶夫的“创造伦理学”认为,人应该通过创造性的努力,通过“对肯定价值的爱”来克服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格的升华,“提高生命内容的质量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指出,寻求生命意义的途径有多种:一是创造,做有意义的工作或实事,以实现自我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二是体验,体验世间亲情友情,在大自然、艺术之中体验真善美;三是肯定苦难在人生中的意义。

“小李白”经过生活的锤炼与摔打,不再是什么文质彬彬诗人气质,他家境殷实腰缠万贯结过三次婚并有了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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